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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与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初建
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作者:冷东、刘桂奇 点击数:4713 更新时间:2014-2-20
摘 要:广州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广州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三行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广州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基地和中心。西方医学最初以十三行为依托之地,以传入牛痘术为突破,以引进现代医疗体制为发展,在广州扎根并逐步向中国各地发展。西方医学进入广州后,在医疗机构及队伍建设、医疗管理、医疗救济等方面为广州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疗保障,使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初建并不断发展,为近代广州城市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Abstract: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urban medical treatment and public health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Guangzhou urban modernization. Introduced into Guangzhou, western medicine used Cowpox treatment to break, provided medical insurance that Guangzhou citizens have never had in medical establishment, remedy and management, set up and developed the Guangzhou urban medical treatment and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It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Guangzhou urban modernization.
关键词:十三行;广州;城市发展;医疗卫生;清代中后期/the Thirteen-Hong; Guangzhou; urban develop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Public Health

    一、清朝中期广州医疗卫生的背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与地理环境有关,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瘟疫高发区,古有“瘴疠之乡”之称。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中,则以霍乱、鼠疫和天花为主。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又是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居住之集中,人员流动之频繁,远甚于岭南其它各县或府治,从而更具备引发瘟疫流行的诱因。无论从疫情总数,疫情集中时段、疫情分布来看,广州都是岭南地区的重灾区[2]。
  广州城市人口拥挤、街道不洁是造成瘟疫流行的重大诱因。广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达平均每平方公里306人之多[3]。城区人口拥挤稠密,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极易引发瘟疫流行。1893年天花在广州流行,《申报》指出,“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疠疫”[4]。郑观应在其《劝广州城厢内外街道粪草秽物公启》中也认为广州“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5]。
  清朝中期以后,大量城郊及农村人口涌入城区谋生,卫生意识淡薄,缺乏疾病预防观念,“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6]。一旦疾病流行,极易成为疾疫袭击的对象。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指出:“广州最关紧要者,即系瘟疫。闻有人云,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7]《申报》也曾撰文指出这些群体“食则饥饱不匀,睡则枕褥污秽”,“凡于卫生一切事宜,不特全不讲求,且事事与其相反,而欲不促其年寿,呜呼,盖亦难矣!”[8]
  清朝中期广州传统医疗体系和社会医疗资源则处于单兵作战的游离分散状态。中国传统医疗单位是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医疗与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馆,或应请上门施诊,缺乏专业分工、集体协作[9],医疗效率非常低下,尤其在外科、眼科、产科等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无论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上,都无法满足当时社会需要。
  清朝中期广州的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引发了广州人民对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内在渴求,也为西方传教士利用医疗卫生手段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二、十三行与西方医学进入广州的关系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云集十三行发售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康熙帝还要求“西洋新来之人具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10]。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代表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由于清雍正帝的禁教令(1724年)和罗马教皇克莱孟十四下令取缔耶稣会(1773年)而中断。19世纪初,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教士开始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无论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还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都以医学为其先导。东印度公司英国医生郭雷枢呼吁教会多派传教士医生来华的建议书提出:“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门,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11]
  著名牧师马礼逊(Rev.Robert Morrison)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服务期间(1807-1834),极力提倡利用西方医学改善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他提出:“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12]
  郭雷枢、马礼逊的主张得西方教会的积极响应,深刻影响了来华传教的方式。英美基督教会来华传教皆以医药事业作为传教媒介,所派遣教士多为取得医学专业医生,而广州成为他们登岸中国大陆并生根的最早口岸城市。十三行商馆区,作为外国人在广州活动的主要区域[13],自然成为他们进行医学活动的依托之地,尤为关键的是,其医学活动获得了十三行商贾的认同和推动。由此,广州成为西医输入中国大陆的肇始地并向其他地区发散的中心,催生了与传统中医体系迥然不同的新式医疗体系,亦使广州居民较早体验了西方医学的作用。
  三、西方医疗卫生事业进入广州的表现和作用
  清朝中后期,依托广州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入广州,并很快在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牛痘术首先在广州传入和普及,进而推广全国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天花的方法为“人痘法”,但是治愈率不高[14]。患病儿童“生死克期于数日间,致此而殇者累累,每年传染所被,虽于京师通衢所见以车日载婴孩之尸数十,人皆惊戚不已”[14]。盖“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14]403-404。
  “人痘法”传入西方后,英国詹纳医生在此基础上试验接种牛痘成功,完成《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一文,流通世界[15]。1805年,葡萄牙商人许威特把牛痘“活苗”带至澳门进行接种。嘉庆十年(1865)四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年)在澳门接种成功。同年编印介绍牛痘接种术《牛痘奇法》[14]。十三行会隆行商人郑崇谦将其翻译为《种痘奇书》一卷,刊行济世,成为最早传播牛痘法进入中国的鼻祖[16]。
  为在广州推广牛痘术,十三行商郑崇谦、伍怡和、潘同文、卢广利等人重金邀请皮尔逊至广州,在十三行商馆内设立牛痘局宣传推广,“共捐银三千两,发商生息,以垂永久”[17],当年就有数千儿童接种,开中国牛痘术先河。
  十三行商为推广牛痘法,培养出一批重要骨干[18],特别是番禺梁辉、香山张尧、南海邱熺、谭国四人。“其后梁返黄埔、张归翠微,邱、谭两人遂擅其技”[19],治愈了大批病童。
  梁辉即梁国炽,番禺黄埔人,以监生屡试不中而经商,成为十三行天保行股东,在引进牛痘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痘症盛行,多死者。国炽悯之,求良法不可得。闻西人有种牛痘法,取牛所患痘浆,刺人臂,令痘出,数日即痂,无所苦。国炽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递传而至,费不赀。国炽无所吝,岁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谢。至今,人人知种痘,中国得免痘患,自国炽倡之也”[20]。
  推广牛痘术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邱熺[21],早于澳门皮尔逊临床试验之际,邱熺就已经参与牛痘试验,并在家人和朋友中推广,后为十三行诸商所聘用为牛痘局首任专司,大力推广牛痘术几十年,并总结多年行医经验,著《引痘略》,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14],风靡全国,重版翻刻多次。
  为在全国推广牛痘术,道光八年(1828),行商潘仕成出资购买大批牛痘疫苗,亲运抵京师,并于宣武门外南海邑公馆设立种痘局,任命邱熺弟子广州余心谷医师主理种痘和推广,中国北方大批人士前来学习,使牛痘术很快在中国得以普及[22]。1828年,北京设立京都种痘局;1841年,上海开设了一座医院进行牛痘接种;1852年,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种痘局,施种牛痘;1863年,江南始设牛痘局;1865年,湖南设牛痘局;1868年,河南设牛痘局[23]。
  牛痘术在中国的普及,使中国天花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第一位留学归来的著名西医医生黄宽(1829-1878年)在其调查报告中说:“在目前可以这样估计,大约至少有95%以上的城市儿童受到种痘的好处。”牛痘术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成功推广,感动了它的发明人詹纳,詹纳说中国人似乎比他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牛痘术[24]。
  以牛痘术为标志的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没有引起中西医学的严重冲突,而为中国医学界与百姓普遍接受,这是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佳话。除了牛痘术从中国传统人痘术衍生发展而来,为中西医学交流的成果之外,也与十三行商人的大力引进和推广密不可分,这充分反映了岭南文化广博的相容性。
  西方医院、医学院首先在广州出现,并向全国发展
  19世纪,西方医学取得飞速发展,尤以外科、产科、眼科较为先进,成为最先进入中国的医科。美国海外布道会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驾(Peter Paker)牧师以专业医生资格前往中国传教[25]35。伯驾,出身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复入医科攻读,1834年取得医生文凭[26]25-30。伯驾经澳门到达广州[26]26-30,又赴新加坡学习中文。道光十五年(1835)伯驾来到广州,得到行商伍秉鉴等人的支持,免费提供十三行内新豆栏街部分房屋,创办了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亦是中国大陆第一所西医医院,开始将西方最先进的医术传入中国。伯驾也因此被称为教会医药事业的鼻祖。
  后来,伍氏行商免费向其提供更大面积扩展医务,“新豆栏医局”改名博济医院(Pu.Ai I Yuan,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为大批广州民众提供治疗。例如钦差大臣林则徐来穗后患疝气病[26]64-65,间接求诊于伯驾,终为治愈。伯驾的医术及博济医院的服务也为林则徐所嘉许。伯驾为林则徐所立病历卡(编号6565)附录于《中华医药传道会1839年医院工作报》中刊于《中华丛报》而得以保留至今[27]。
  咸丰六年(1856),博济医院毁于战火,后经传道会、行商等中外慈善之士捐输和资助,该院医生嘉约翰于1859年在南郊增沙街重建新院,仍本“博施济众之意旨”,仍名“博济”[28],惟英文则改作“Canton Hospital”。民国二十二年(1933)附属于岭南大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改为中山医学院[26]279,今作孙逸仙纪念医院,成为中国历史最长的医院。
  虽然西方传教士利用医学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是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继伯驾之后,其他传教医生亦相继在广州开办医院。1848年,英国传教医生B.合信(Benjamin Hobson)在西关金利埠开设金利埠医院(又称惠爱医馆)[29]。1850年,英商在广州沙面开设屈臣氏药房。1898年,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芳村花地创办惠爱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精神病医院。1899年,美国传教女医生富马利在西关存善大街创办柔济医院。这是广东第一所女子专科医院。
  西方医院首先在广州出现后,更发展到岭南和中国其他地区,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上海英租界创立的仁济医院,咸丰十一年(1861)在北京创立的协和医院之前身[30]。合信在广州创立金利埠医院之前,已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香港创立医药传道会医院[31],后又携妻(马礼逊女)赴上海,就职仁济医院院长[32]。1860年以后,不仅广州、澳门、香港、上海、厦门、天津、宁波、北京等沿海或大城市拥有了教会医院,而且在中国内地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教会医院[33]。
  医院替代传统私人医馆成为新型治疗场所,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医疗力量、技术和设备对病人进行有效治疗,同时也为长时间监护病人、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提供了可能,留医制度也就由此而产生。这是传统私人医馆所缺乏和不可能做得到的,意味着传统医疗开始向近代转型。
  除了西方医院,中国最早的西方医学院(校)也最先在广州建立,然后推广全国。1865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1903年正式改名为南华医学堂),并于1879年起在招收女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学校,也是在中国最早招收女生的学校。1887年何启在香港创办更为正规的香港西医书院。女子医学校亦最早地出现在广州。1899年,富马利在广州创办广东女子医学堂(1903年改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并附设有博济医院护士学校,只招收女生。这批西医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医师,包括孙中山[34]。孙中山先生曾于光绪二年(1886)入读于博济附设医科学校,学习期间得到生理学、进化论等先进思想的启迪,翌年始赴香港求学,与日后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不无联系[35]。
  早期教会医院开办之初颇受抵拒,但很快凭其有效的医疗技术、免费施医赠药的善举,赢得了广州人普遍认可——时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让人代请伯驾治疗其疝气病便足以说明[36],并为广州医界分担了较为繁重的医疗工作。据统计,眼科医局在开业6周内,由于免费治疗,就有400多人次前来就医。第一季度,便诊治病人1 195人。1836年开张一周年之际,已诊治病人2 152人。1837年,求诊者更甚于前,平均每日求诊者二三百人,有时多达600人[37]。1835-1855年间,该医院共医治病人53 000人次,而金利埠医院在1848-1850年间共医治病人达71 517人次。如仅以个人为例,嘉约翰一生诊治的门诊病人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38]。并且,这些医院治疗的成功率也非常高,以伯驾为例,其在广州行医的头4个月内,共做白内障手术30例,其中只有两次失败[39]。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早期教会医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广州医疗供求的失衡,尤其使许多无钱治病的贫穷患者得到了相应医疗救济。
  教会医院开展了许多广州本土医疗无法胜任的现代医疗手术,尤以外科手术突出。以博济医院为例,它早在1844年开始,先后开展了膀胱截石术、乳癌手术、卵巢瘤摘除术、剖腹术、胚胎摘除术、剖腹取儿术,最早使用西方乙醚和氯仿麻醉法,以及拍制第一张X光医学照片[40]。伯驾在广州主持眼科医局工作中,不仅运用手术卓有成效地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还成功地做过一些大手术:为一病人割下右脸上重达8.7磅的腺瘤;1836年在中国最早进行乳腺癌切除术、1844年做了膀胱结石切除术;在中国首次使用乙醚麻醉法,并留下了手术的详细记录;1848年又首次成功地试用哥罗劳麻醉剂治疗[41]。嘉约翰在广州主持博济医院工作中,首次或较早地引进了一系列新医术,如1860年施行胚胎截开术、1861年获第一张医学照片、1875年施行卵巢肿瘤切除术、1892年实施产妇剖腹取儿术、1900年实施甲状腺瘤切除以及刮宫术、截肢术、植皮术、胃癌胃部分切除、肋骨部分切除、开胸术等;1901年购置中国内地第一台X光机,并最早予以使用等。柔济医院在中国首次或较早地施行产钳助产术、臀位牵引助产术、内倒转术、死胎穿颅术、毁胎术、乳腺癌切除术等,1918年为一病人切除重达38.5公斤的巨大卵巢囊肿[42]。这些技术的采用在当时中国都尚属首次,使许多广州本土医疗无法医治的患者得到了及时治疗。
  教会医院还在广州开展了针对特殊病患群体的专门治疗。1898年,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惠爱医院开办,使中国精神病患者这个特殊病患群体,从数千年巫术符咒的迷雾桎梏中被解救出来,首次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正确的医疗对待,开始接受现代化治疗。中国传统医疗素来没有专门的妇科,教会医院开始改变这一状况。博济医院开办后设立了妇女部,从而使广州医务界有了专门的妇科,并且该院开创了我国男生实习产科的先例;柔济医院更是以妇女科和儿科为主,专以妇女和儿童为治疗对象。至此,妇婴群体开始引起了医务界的重视。
  可见,通过十三行的引进,西方教会医院进入广州并站稳了脚跟,成为近代广州第一批新型医疗机构。教会医院作为近代广州第一支新兴西医力量,在很多方面弥补了广州本土传统医疗的不足,造就近代广州乃至中国西医的摇篮,为广州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教会医院引进西方现代化管理模式、培养医疗人才
  在管理上,伯驾把西方管理制度移植到广州,一是对所有前来就诊者,都有诊断记录,建立医务档案;一是对疾病进行分类,眼病被分为47种,其他病分为23种,有针对性的进行专科治疗。以柔济医院为例,其在医疗上建立起定期查房、病例讨论、疑难疾病会诊等制度,在护理上则实行分级护理,这样就使住院医疗质量得到有效保证[43]。
  在办院方式上,采取医院附设医校或医校附设医院的院校一体模式。1865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首届招生8名,学制3年;每周课程安排:两天课堂讲授,两天到医院门诊,两天作手术治疗。1879年,录取两名女生,创我国训练女医生和男女同校的先河[44]。广州第一家女子医学校——广东女子医学堂由富马利于1899年创办,专门培养女医生,并附设柔济医院。这种院校一体模式,既为医院培养了医务人才,又为医校学生提供了实习园地,两者相得益彰。这种模式后成为医界普遍采用的一种通行做法。
  教会医院还为广州培养了第一批华人西医生。在皮尔逊种痘诊所当助手的游贺川(? -1850年),与他人合作,一生为100万以上的人种痘,为牛痘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24]。嘉约翰自1853年来华至1901年逝世,一生在岭南培训中国西医医师约150人。
  教会医院培养华人西医生的方式大致有三:(1)最初招收生徒。以眼科医局为例,1837年伯驾招收了三名华人助手,以半工半读带徒弟的方式传授西医术,其中成就最大者是大弟子关韬。关韬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生和第一位西式军医,擅长眼科和外科,曾主持眼科医局院务,后又在博济医院从医和教学[45]。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国最早西医生,不少在广东各地私人独立行医,成为中国医学业界的先导[36]77;(2)资助出国学医。黄宽是中国最早随同传教士出国学医的留学生。1847年,他与容闳、黄胜随美国传教士布朗离港赴美读书,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归国,相继在惠爱医馆、博济医院从医,医术精湛,尤善外科,时人称之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46];(3)直接创设医校。这是最有效的培养方式。据记载,1894年前后,南华医学堂共培养医生达200名,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开业行医,成为广东地区一支重要西医队伍[47]。1902-1910年期间,广东女子医学堂共培养了44名女医生,为培养晚清广州第一批女医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8]。
  西医完全不同于中医的治疗方式,以及外科、心理和精神等领域所拥有的医术特长,使得眼科、肿瘤、精神病等疑难病症患者得到有效治疗。西医所构成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了中医的转型、自我更新。广州中医也采取了医院这种行医模式,而且改变了师徒传授这种培养医疗人才的传统方式,如西医一样通过开办医校来培养医疗队伍,使中医队伍整体水平大有提高,广州市民拥有了比以往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广州出版发行中国最早的西医刊物和书籍
  编译医学著作和创办医学报刊,是当年传教士在广州口岸传播西方卫生与医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如最早来广州行医推广牛痘接种法的皮尔逊所著《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一书,被译成中文刊行。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牛痘接种法,内容涉及牛痘接种症状与天花症状差别,牛痘接种优点,牛痘接种手术方法及注意事项、痘种储存和使用方法等等[49]。一经刊行就销行全国,对在华推广普及牛痘法可谓建有奇功。
  在广州口岸规模性地输入西医学及卫生知识,始于19世纪中叶。传教医生合信、嘉约翰所做工作最为卓越。“西方医籍之译为中文者以合信医生始”[34]18。他在华期间,先后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四部西医著作,连同另一部相关著作《博物新编》,合称为《合信医书五种》,流传极广,是晚清最有影响的西医著作[50],使西方解剖学与生理学理论得首播于中国。十三行巨商潘仕成将之编入《海山仙馆丛书》,以资推广流通,盖重其所著为近代西方医学输入中国之始也[51]。
  《全体新论》在合信医书五种中居首位,为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西医书籍,也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1851年刊于广州。全书分三卷39章,先论骨骼,次述韧带、肌肉,再及大脑、神经系统和五官,然后论脏腑,重点介绍血液循环,最后论及泌尿器官等,并附有各种人体解剖图200多幅。其出版以后,很受广州人欢迎。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就曾取其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布”。该书在当时整个中国医学界和知识界影响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37]154-155。合信“对中国新医术之贡献可谓伟矣”[44]18。
  出版西医译著数量最多的,当属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其主持的博济医院于同光之际在广州出版的西医著作达15种之多,主要有《眼科撮要》、《割症全书》、《花柳指迷》、《内科阐微全书》、《裹扎新法》、《西药略释》、《西医内科全书》、《炎症论略》、《卫生要旨》、《体用十章》、《皮肤新编》、《妇科精蕴图说》、《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医方汇编》等。前9种皆出自嘉约翰之手。这些医书大多属于分科治疗的专著,涉及眼病治疗及护理、炎症治疗及用药、性病防治、妇科等内外科,实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卫生要旨》一书,为一部在中国出版较早的专门性卫生学著作。它除了介绍一般日常卫生知识外,还特别突出了国家和社会在卫生问题中的责任[52]。除出版西医书籍外,1868年,嘉约翰还在广州创办医刊《广州新报》(后更名为《西医新报》),主要介绍西医西药知识,专为华人服务[53]。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西医报刊[54]。该报及上述西医书籍对培养西医人才和普及推广西医知识起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一批广州早期华人西医生,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加快了西医学传播的步伐。邱熺、尹端模和黄宽当属其中翘楚。如前所述,邱熺师从皮尔逊专习牛痘法期间,依据皮儿逊的《新订种痘奇法详悉》译本,撰为《引痘略》于1817年出版,以广其传。这是中国人编译成册刊行的最早西医著作[55],为牛痘法推广功用甚佳。
  尹端模为博济医院医生。从医期间,除参与嘉约翰的编译工作外,独自翻译了《体质穷源》、《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胎产举要》等五种西医著作。1894年,又在广州出版了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西医报刊《西医报》。因此,他既是最早独自翻译西医文献的中国医生,也是国人自办西医报刊的第一人[56],为西医学在广州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宽是我国第一位专门出国习医的医学博士,在广州早期华人西医生队伍中,其所受西医训练最为正规系统。1857年在英国学成归国后,他先后在惠爱医馆和博济医院从医。在博济医校任教期间,专讲解剖学和外科学,同时协助嘉约翰编写教材,绘制图谱,对一些医学教材和书籍进行讨论和定稿[57]。黄宽深厚的西医背景使其对西医学的传播更具水准。
  医疗卫生团体的建设和发展
  晚清以前,广州医疗队伍是以众多私人医馆与游医等个体形态存在的,既不利于医疗力量的整合,也不利于医疗从业者以群体力量发挥整体的社会作用。1838年,中华医药传道会在广州成立,标志着广州医疗队伍开始由个体形态向群体形态过渡,采取团体组织形式来形成业内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晚清广州最早的医疗卫生组织为早期传教医生所创立。先驱郭雷枢和伯驾自在广州从事医疗活动起就意识到,医学传教若要很好开展下去,建立一个永久而良好的基础,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团体来组织传教医疗力量。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从报》上发表题为《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一面大力呼吁医务界人士来华行医传教,一面积极筹划医事组织成立事宜。1836年10月,郭雷枢、伯驾、裨治文等发起筹办医学会社,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中国第一个医疗卫生团体——中华医药传道会正式创建(1886年后被博医会所取代)。大会公推执行委员:郭雷枢为会长,伯驾、渣甸、裨治文等为副会长,下设记录、秘书、司库、司数等委员[58]。另设终身董事、永久会员等名誉称号,十三行商伍秉鉴是唯一中国人之永久会员[59]。该会成为早期教会医院运营、集资和引进人才的一个独立机关,对组织传教医疗力量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其亦获得十三行商的有力支持。
  中华医药传道会的主要意旨在于:(1)鼓励在中国人中传播医学,并提供机会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2)为解除人类痛苦做贡献,治愈疾患;(3)教育和培训西医学中国青年人才;(4)以将来中国出现的科学发现来提高和普及医学水平;(5)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将基督福音传给异教中国人。所以,该会对中国医学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积极向海内外教友募集资金,扩大更新医院规模与设备,开展医学教育,而在华传教士则凭借传道会名义,呈请各自的传教团鼓励医生来华服务于传道会所创建资助的医院。募捐是这一组织的重要工作,至1838年5月,共募得9 300多元,在当时实属不小的数目。在其推动下,威廉·洛克哈特、威廉·迪弗、本加明·郝布逊等医生陆续来粤服务于眼科医局[9]70-74。
  促进民间医疗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早期教会医院奉行“医务传教”的原则,对病人实行免费治疗,主要是为了消除国人对西医的抵拒而吸引病人前来求诊,另外是基于基督教的博爱与悯世情怀。早期传教医生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为社会弱势群体。这种接触面本能地激起他们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感念。这也是教会医院多以“博爱”、“博济”、“仁济”、“惠爱”命名的原因之所在。如前所述,博济医院开办之初,由于免费治疗,前往求诊者络绎不绝,有时日达600多人。可见,早期教会医院这种义举,确实挽救了许多无钱治病陷入绝境的穷苦病人。
  19世纪末以来,教会医院“传教”功能逐渐退化,医疗工作逐渐转化为“慈善”工作。博济医院、柔济医院、两广浸信会医院已被视为广州重要的慈善团体[60]。1882年,博济医院在十三铺设立一家妇儿赠医所,专对妇女儿童赠医施药。该所停办后,1887年又开设两家妇女赠医所,每期到所就医者由四五十人而至百人。
  这种人道行为也影响了广州慈善界。自博济医院创办后,广州一些商绅人士,通过募捐集资,纷纷兴办善堂、善院和善社。1854年,创建广州最早善社润身社。1871年,创建广州最早善堂爱育善堂。1899年,创建广州最早善院城西方便医院。该院是广东首家采用医院模式置办慈善事业的中医院,完全实行免费治疗,后来发展成为近代广东最大的慈善机构[53]526-527。采用医院模式创办慈善事业及医疗事业开始为广州慈善界及医界所效仿,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也开始出现。正如《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所载,广州“则有善堂之继起,其受本院之影响也明矣”[61]。在社会普遍无助而政府救济严重缺失的年代,众多慈善团体应社会之需而生并承担了主要救济责任。
    结 语
    虽然十三行制度只凭借一口通商的条件存在了85年,十三行商也只是在个别领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广州医疗领域的建设。西方医学传入广州是出于传教和殖民扩张的目的,本身也存在整体发展不足、医疗分布不均等缺陷,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挥的作用还是显著和重要的。十三行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以其在清代中后期地位的特殊性为外侨在穗医事活动提供了依托之所,十三行商则以其在与外侨打交道的过程中练就的见识和开明对之持认同和推崇的态度。无论是牛痘术的引进、传播,还是新式医院的创办,抑或新式医疗组织的筹建、西医书籍的刊布,都不乏他们活动其中的身影。正是借助这种依托和支持,西方医学才得以在广州扎根并向其他地区发散和传播。可以说,十三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广州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基地和中心。西方医学以传入牛痘术为突破,以引进现代医疗体制为深化,在广州医疗机构及队伍建设、医疗管理、医疗救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医疗格局的构成,还是医疗救济的施展,抑或医疗资源的调配,开始逐步改变中国传统医疗资源那种单兵作战一盘散沙的游离状态。不管是所引进和采用的西方新式医疗技术,还是历经社会整合调配的新兴医疗生态,皆为原先传统医疗生态所无法比拟,为广州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疗保障,最终促成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发端,并在以后社会发展中最终定型。这是近代广州城市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渐趋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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