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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主妇御婢策略与儒家伦理实践——以明代女性碑传文为中心
来源:《江汉论坛》2013年11期 作者:王雪萍 点击数:4587 更新时间:2014-3-19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传统的男外女内两性规范使明代主妇成为家内婢女的实际管理者。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包含着施婢以恩、御婢以严和恩严并用三种形式;在具体御婢过程中,又表现为宽而有则、严而有法以及主妇身先为范的实践艺术。明代主妇将传统的妇道、母道和孝道等女性伦理规范运用于主婢关系中,从而使其御婢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道德伦理。这种特质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明代社会背景下,儒家伦理建设在主婢关系上进行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出现巨大差距下,明代文化精英们试图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主流女性文化地位的必然结果。这有助于明代主妇自身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 键 词】明代/儒家伦理/女性/御婢策略

【英文标题】The Ladies with Royally Titles's Managerial Strategies of the Maidservants and the Confucian Ethical Practice in Ming Dynasty


家庭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实践的基本单位。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规范,主妇具体负责家内秩序管理。在明代女性碑传文资料中,主妇御婢充满了策略艺术。明代主妇的御婢方式不仅是儒家伦理在生活实践中的一般性修正,在明代特别是在秩序、正位和纪纲等矛盾逐步凸显的明代中后期,明代主妇御婢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强化当时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整体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明代主妇施恩用威的御婢策略
    关于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明代女性碑传文中有丰富记载。女性碑传文是有关女性传记体文献的总称,一般包括墓碑上的碑志文、写在纸上的传状文以及其他女性传记资料。在古代正史对女性记载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女性碑传文遂成为研究女性史的重要文献。
    在明代女性碑传文中,经常能够看到描写主妇与家婢之间相处融洽的文字。如华守正的妻子吕孺人“御僮婢,甚宜”;①祁太孺人黄氏“御僮婢,肃雍相宜”;②左孺人魏氏“接妯娌御婢仆,疏戚咸宜之”③。文中“甚宜”、“相宜”、“咸宜之”表明主妇与婢女之间相处得较为和谐。能够达到这一程度,与主妇的御婢之道密不可分。因为主婢之间存在许多隔阂。如主婢之间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异。吕坤在《闺范图说》中云:“婢也贱……论势分,则士大夫、庶人妻不相齿。”④主婢尊卑与良贱分野是其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有,作为管理与被管理者,或者说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难免产生嫌隙与怨诟。故主妇御婢必须讲究方法。明人程敏政在为孺人吕氏所作墓志铭中谈道:“孺人年十七归芳……处妯娌、待姻戚、御仆婢皆有道。”⑤这里的“皆有道”便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与处理家内成员关系一样,主妇御婢也要遵循一定的策略方法。
    1.施婢以恩
    在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中,恩抚为第一要略。即主张以恩养姿态与婢女相处,以恩义感化婢女,使其甘心为主人家庭服务劳作。从明代女性碑传文的记载来看,持恩抚策略的主妇居多。如明保定知府康迪吉的母亲,“使令奴婢恩而有感”⑥;康次摅的侧室卜氏待“内外婢仆皆有恩”⑦,等等。
    尽管同为主妇恩抚婢女,但施恩程度还是有所差别。最基本的恩抚形式是主妇能够精心照顾婢女的日常生活,保证婢女的温饱。如周汝登的母亲黄氏,“拊婢子童竖曰:‘得无饥寒乎?’”⑧还有一位淑人胡氏,“抚臧获有恩,恒体恤其饥寒,而亦未尝不御以礼法”⑨;欧阳氏“抚奴婢幼贱有恩,衣服饮食多寡必均”⑩。体恤饥寒温饱属于对婢女的物质层面恩惠,由此再进一步,则是主妇不轻易打骂婢女,或者虐待婢女。如孺人王氏“遇婢仆以恩,戒家人勿得虐,无不感而力于役,亦无敢欺者”(11);林氏“于婢仆辈终身未尝挞一人”(12)。主妇能够善待婢女,无所笞叱,实际上是将婢女作为人来看待,这对贱民身份的婢女来说是超过物质需求的精神慰藉。不仅如此,有的主妇待婢女如母女一般,在主仆名分之上添加了一层亲情色彩。如牛氏“抚诸婢如母子视”(13);钟孺人“待僮婢亦若子女”(14);宋孺人“爱婢仆如子”(15)。
    主妇若能以“恩”善待婢女,往往令婢女深受感动。她们不仅安心劳作,克尽主仆名分,而且还时时感念主妇的贤德。像徐缙的继室郁氏,“御仆媵每有恩,凡苍头婢子皆曰:‘贤哉!’”(16)有的婢女甚至还愿为主人牺牲自我。如杨桓妻张氏,“御婢下有恩,病既笃,其婢吁天乞以身代”(17)。陈母戴氏“善下犹故也。顾特善以德率人。姒有性狠戾虐使其婢者,太淑人片言即解,又时时拥护之。婢私尸祝终其身。”(18)
    2.御婢以严
    持这一策略的主妇在御婢过程中多以“强势”姿态与婢女相处,主张以严厉的家规进行约束,令其不敢有所僭越。如沈一贯妻张氏,“御下严,婢尤严”(19);温恭毅的母亲,“性严重,御子妇及仆婢若官府”(20);葛母“性凝重,训御诸妇诸女如师”(21)。将家庭治理得像官府衙门或者军队未免有所夸大,但由此可以想见这类主妇在家庭中的威严和肃重氛围下婢女的噤若寒蝉。这类主妇对婢女的严格管理也表现为一些具体方法。其一,有些主妇给每个婢女都安排繁重的日常工作量,令其无暇分心。像吴太孺人,“率女婢纫缉缫枲与组刺之用,无虚晷,工倍于田妇”(22)。其二,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严管效果,主妇还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头。如萧孺人“治内有法,家婢十余人,人各执一事,遇事事有弗建,则督过其所执者,故人皆自励少有懈”(23)。邹宜人亦“籍赋僮婢以职常,以微言感讽,不役以威。鞭朴驰于闺庭,其所任者,职某敢不自督。智者效计,力者用劳”(24)。其三,主妇对婢女督责的同时,也给予鼓励,力求做到奖罚分明。如孟思的儿媳靳氏按照婢女的劳作强度进行赏赐,“某婢某婢侍疾久而劳者,与衣物若干件。某婢善而无过者,与若干衣物”(25)。
    3.恩严并用
    持这一策略的主妇在御婢过程中多持恩养与强势兼容姿态与婢女相处。如戴孺人“御婢仆严而有恩”(26)。谭元春写的《柳母序》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展现,“吾母使僮仆有法教,家严不令之嬉,不俾之逸,而又节其劳逸,时其饥饱,其恩足以劝。故吾家僮婢无玩者”(27)。可见,持此策略的主妇主张对婢女要以强制规范进行约束,同时辅之以温情进行感化。关于“恩严并用”的具体实施,女性碑传文中也有记录。如陈氏“天未明,即呼婢仆起治事,有过则曲为掩护”(28)。再有黄氏“御婢仆亦严而有恩,居常不假以辞色,然抚育周至恳恳焉,唯恐有不得其所。”(29)
    从上述分析中能够看到,无论施恩抑或用威,还是恩威并用,都是主妇御婢的策略方式,三者不是绝对泾渭分明,而是杂糅互用,至于采取哪种方式往往由主妇根据自家情况来做抉择。之所以称某主妇用恩,某主妇用威,某主妇恩威并用,当是突出某主妇的御婢策略之重点,而不是用恩即排斥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恩、威抑或恩威并用,这三种御婢策略本身没有孰好孰坏之性质区别,主妇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其最终所指是为达到安抚婢女踏实劳作之目的。
    二、明代主妇御婢策略的实践艺术
    笼统地看,明代女性碑传文中保留的主妇“御婢”策略主要包含软、硬及软硬兼施三个方面。这些主妇御婢的策略充满着实践艺术,它一方面有主妇对恩威分寸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有主妇个人人格魅力的运用。
    1.宽而有则
    明代主妇对婢女的恩抚或者恩养,主要是指善待婢女,体恤婢女生活,对婢女不苛责,其具体实践原则就是要有宽容的涵养。所谓宽容,就是主妇对婢女的过失需有容忍之度量。明人韩邦奇在描写赵淑人御婢时就提及:“待婢仆以宽,虽大失误未尝恶声叱骂”(30)。顾潜的母亲也是“虽婢仆有触忤弗顺亦恬然视之,无怒也”(31)。
    当然,主妇对婢女宽容并不意味着对婢女只是一味地纵容,这其中也有原则和方法。明人的说法是“御婢仆惠而有则”(32)或“御侍婢宽而有法”(33)。其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在慈爱之中融入教诲,使婢女更容易接受。如乡贡进士徐昌的妻子郭氏,“遇婢仆诲而慈”(34)。另一方面,将慈爱、恩惠作为一种对婢女的奖赏,从而形成一种内部激励效应。如袁舜问的母亲白孺人,“奴婢之勤者爱之,惰者教之,终不忍以鞭朴加之”(35)。此外,还根据婢女的不同情况区别施以宽容,尤其对父母的侍婢要格外优厚。如汪氏“御臧获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给之,曰:‘是先世陈人也。’一婢以经世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扶。性至孝,语及先父母,辄泪簌簌下”(36)。尹孺人对待“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尝不接以温词,即仆婢有不善,未尝当太夫人前有谇语,曰:‘有姑在,吾不敢专也。’”(37)
    通常情况下,心慈则行善,主妇只有拥有一个仁慈之心,才能够宽容善待婢女。如《寓林集》中的沈孺人,“性慈好施,予亡论敦睦姻族,恩诸婢仆”(38)。这里慈与恩并列、互容,说明主妇品行仁慈是宽婢的前提。以此为尚,明代主妇也多以仁慈抚婢为标榜。像许孺人赵氏“御婢仆尤以慈,小过不遽加挞楚”(39);松江府宋论之妻钱孺人,“性仁慈,抚群妾御婢尽爱。虽有过,未尝施槚楚,对之示不悦而已”(40);归有光的姑姑“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41)。除此尚需注意的是,明代主妇对婢女能够保持宽容,也需要心态上的把握。即主妇的宽容与仁慈中也包含有自身处于高高在上心态下对婢女的怜悯之意。国士王文禄的母亲孺人陆氏对其儿媳御婢方法由“严酷”转变为“宽摄”的指点就颇为典型,“尝以愆尤,笞婢。孺人佯忿助妇数斥,潜则呼婢诫曰:‘新妇欲汝善,尔汝毋衔憾。’又私谕妇曰:‘蠢婢安能事事当怀。即笞毋夜施,毋谴记。盖宵昏狡者便逸,愚者易死。’由是婢改服,而妇以宽摄矣”(42)。孺人陆氏劝诫儿媳所言“蠢婢安能事事当怀”虽然也清楚表明主妇应具备的宽容之心,但其话语本身却带有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意在身份高贵的主妇不应与出身卑微的婢女斤斤计较,更不应当与其有所争端。
    2.严而有法
    明代持御婢以严策略的主妇也并非一味地严苛,其具体实践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方法。首先,严而有度。严不是简单的责罚,毕竟责罚的最终目的是使婢女安心劳作。所以为达此目的,主妇对婢女的严要讲究度。如胡孺人“待仆婢下人严而不伤”(43);乔夫人“处奴婢严而不刻”(44)。主妇不能随意地对婢女横加责罚,如曾孺人“下抚臧获婢儿,亦不轻加呵谯”(45):康氏“至仆婢小过,则又勿问,曰:‘愚劣当自迁也。’”(46)其次,严而有教。女主人对婢女虽严格要求,但更注意日常教诲的恰当运用。欧阳氏“驭侍婢随事训教,未尝稍厉声色,闺门之内肃如也”(47);引礼舍人方溪的妻子曹氏,“训子女严而有恩,婢仆小过,谕之使改”(48);蒋克敬的妻子徐孺人,“御媵婢以惠,有过温言戒谕”(49)。再者,严而有分。即对婢女的严格要有所区分,在婢女的做事与行为上可以严格要求,但对婢女的衣食生活不能严苛。例如,缪太夫人“御奴婢一切严以约束,而又时其饥饱劳佚”(50)。“先太夫人待婢仆颇严肃,至衣食之则甚饶。”(51)在这种御婢策略中,主家对婢女劳作的高标准要求,是以能够充分保证婢女日常生活温饱无虞为后盾的。同时,女主人也积极安排婢女的婚嫁问题。如阮氏的“婢仆年逾二十五三十者,即为之嫁娶,使自成立”(52)。亢思谦的母亲毫无怨言地为媵婢置办嫁妆,“媵婢有所适者,或以不足言,即簪珥衣物无所吝”(53)。主妇于生活细节方面的种种关心,成为御婢以严的必要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容,一种在严格御婢下的宽容。当然,与前述对婢女宽容心态相似,这种严而有分下的宽容也有主妇凌驾其上的心态存在。在这方面,王安人魏氏的话颇具代表性:“至仆婢之际,虽甚严毅而怜恤之际独厚。予向因家事怒诸婢将责矣。安人因和色默谏曰:‘彼惟愚,方为君役。彼能一如君意,且将役君矣。君安能役彼邪?’此意甚到可以语诸有位者,毋以过望责人。”(54)
    3.身先为范
    主妇在对婢女施恩用威的过程中,还经常通过自身的勤勉来影响、带动婢女。从碑传文所反映的内容上看,主妇经常直接参与家内劳作。当然这种劳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示范,以令婢女的劳作有章可循。如宋孺人“中馈之劳必身先之”(55);李开先之母王氏“凡酒浆?{醴薪蒸之事。补纫澣濯盖藏之细,率身先诸婢,而常程其勤”(56);金氏“既贵,犹纺绩不休,群婢作息皆有程期。醯壶酱瓿必得其任,米盐出入无敢屑越者”(57)。可见,主妇示范多围绕着“勤勉、节约”的宗旨来引导婢女。
    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侍奉翁姑是件大事。尽管翁姑身边都有婢女甚至专职婢女照顾,但一些主妇还会选择亲自为翁姑缝制衣裳,特别是亲自侍奉翁姑饮食。如王氏“事姑孝,凡饮馔裳衣必躬治之,弗委诸侍婢”(58);胡氏“事舅姑孝敬,每饮膳必手自烹饪,不假手婢仆,而亦未尝或为他务所移”(59)。主妇在这方面亲力亲为,不仅仅是对婢女以身作则,彰显自己的孝敬,还因为侍奉翁姑关系重大,唯恐婢女有所闪失。如夏成章的妻子邹氏就因亲身侍奉翁姑而受到人们的称赞。邹氏对“婢仆未尝闻呵叱声……姑尝得疾,汤药必躬进,或以命诸子,不使童婢,人问其故,曰:‘童婢固当报劳,然疾病非所谙,脱有失为患非轻。’闻者叹服。”(60)“为患非轻”反映出主妇对侍奉翁姑之事的重视。
    三、明代主妇御婢策略的儒家道德伦理
    《明故赠孺人盛室王氏墓志铭》载:“(王氏)遇仆婢严而慈,克尽儒门妇道,足范闾里”(61)。这里王氏对婢女的“严而慈”与“儒门妇道”紧密相连,它一方面透露出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与实践艺术遵循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儒家经典中缺少对处理主婢关系的直接说教。明代主妇的御婢实际上是通过传统的妇道、母道和孝道等儒家女性伦理规范展开的。
    儒家伦理的妇道规范主体内容是三从、四德,其中妇德是指女性个人的品德修养,妇功则是女性最基本的持家技能。此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如勤俭持家、处理好家庭人际关系等,这些妇道规范都深深影响了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及具体实践。如儒家的入世哲学将齐家与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家和则国治。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治家格局中,齐家的关键是主妇。婢女作为家庭中的特殊成员,是主妇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明人就将御婢引申到齐家治国层面,如崔铣称:“小物克慎,可以举大矣。仆婢服义,可以使民矣”(62);郑瑄也认为“奴婢无纵则家尊”(63)。崔铣还提到因为他责骂婢女遭到母亲的训斥:“不肖自侍读在告,尝看花张园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数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尔酗酒,尔为儒,为天子法从臣当如是否。’”(64)《皇明书》对此事的记述更加详细。“李淑人,崔侍郎铣母……后侍郎官侍读在告,出饮归,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数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为也。尔为儒,为天子法从当如是乎?’于是侍读偕从母弟、外弟跪谢过,乃已。”(65)崔铣的母亲将御婢与治理天下作类比,反映出主妇御婢背后的儒家治家伦理。
    有关女性治家的儒家妇道,除了理顺家庭人际关系外,主妇还需要修德、勤俭持家、躬身垂范,这些妇道规范在主妇御婢中也得到充分显现。如王孺人“躬率女婢日劬女红,为藉水之资”(66):徐氏“内则躬率群婢纺绩不辍,外则分委童仆耕艺,唯时一钱尺帛率手操心记,而节缩之,以是业用不坠焉”(67)。这些主妇亲率婢女勤于劳作,并亲自操持家务,说明她们并没有坐享其成的浮华风气,这符合儒家崇尚简朴的妇道。同时,在明代蓄婢风气尤盛,婢女往往成为装饰门面的附属奢华品情况下,这些主妇能从家庭帮手的角度出发而蓄养婢女,也属于节俭持家的行为,因而亦为时人所称赞。此外,主妇从妇德的角度施婢以恩,待婢以宽,不因婢女身份卑微而将婢女作为发泄情绪之对象,都体现了修德正己的妇道。如“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68);“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69),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主妇对婢女的恩抚、恩养不仅是自身品德的张扬,还有儒家家庭伦理中的母道,即家长对子女抚养、关心和爱护的慈幼之举。来知德在谈到“明德亲民”时称:“如以家庭论,对父母则父母为亲,而孝之道不可离矣。对妻妾则妻妾为亲,而别之道不可离矣。对昆弟则昆弟为亲,而长之道不可离矣。对婢仆则婢仆为亲,而慈之道不可离矣。”(70)这里就将婢仆为亲作为慈之道,强调对婢女规范时应怀有慈幼之心。在明代的一些《女诫》、《女训》中,也将施恩御婢作为母道和妇道的内容。如在《女诫》中称:“婢仆多恩,毋生荼毒……妇顺母仪,能回薄俗。”(71)另《女训》中也谈道:“女训训女事也,而妇道母道备焉。人知重教子,而不知教女。闺门万化之原,其可忽乎?述嘉言记善行作女训。……婢仆无苛,视亦人子,体念惟周,衣食寝处,凡此数事,靡一可遗。汝或不尽,人得汝疵。”(72)文献中关于主妇践行母道、关爱婢女之事亦多。如钟孺人“其待僮婢亦若子女”(73);吴氏“既归,克执妇道……虽婢仆亦各以为于我有殊恩也”(74)。
    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关于主妇对翁姑孝道的内容早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规范:“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衣绅……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养,而敬抑搔之。”《礼记·内则》多重视主妇侍奉翁姑生活起居的细节。明代成祖仁孝文皇后编撰了《内训》,她在《事舅姑篇》中集中阐述了事舅姑的要点,而超过之前诸书对其生活细节的关注。其中有“舅姑所爱,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乐其心,顺其志;有所行,不敢专;有所命,不敢缓。此孝事舅姑之要也。”(75)明代主妇御婢策略与实践中有两方面与上述孝道内容契合,如前述主妇亲自承担侍奉翁姑之事,不假手婢女。另一方面是对“舅姑所爱,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的遵从,表现为厚待翁姑侍婢。如顾紫垣的夫人冒孺人曾告诫子孙云:“汝母为吾家妇二十年,女僮细婢不轻笞,其有必当笞,而以白吾请笞。吾慰之,令自为笞,不欲夺其权也。汝母竟释不笞,其恭顺如此”(76);汪氏“御臧获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给之,曰:‘是先世陈人也。’一婢以经世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抶。性至孝,语及先父母,辄泪簌簌下”(77)。主妇或厚待翁姑侍婢,或亲侍翁姑,不委婢女,恭顺异常,都极其符合当时社会对主妇孝道的标准。
    四、结论
    有明一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虽然有役使奴婢的历史文化基础,但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传统儒家经典伦理道德规范相印合。这一现象在本质上是明代精英阶层在社会思想文化危机下努力的成果,更是其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应用于主婢关系的产物。
    由于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影响,明代社会大致呈现出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混沌状态。其中,社会各阶层的蓄婢行为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大量的良人女性因经济困境被推入婢女阶层,导致婢女所具有的贱民属性的弱化;另一方面是依托财富增长而成为蓄婢主人的群体,特别是商人阶层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本蓄婢主人所具有的“高贵”属性。双重力量的叠加,令原本就存在的主婢矛盾更加尖锐化。如何捋顺主婢关系,寻求到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成为迫切问题。虽然儒家经典强调伦理规范,对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空间领域等都做出了种种规范。在主婢关系方面,也明确提倡“以德服人”,讲求仁心的化外方法,并对蓄婢主人虐婢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它所表达的仅限于一种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明晰阐述如何管理家内婢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按照儒家两性行为规范的要求,“男外女内”的隔断令主妇“御婢”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主妇毕竟是管理婢女的基层实际操作者,其效果的好坏关系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一背景下,主妇的“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艺术被充分重视。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开始不断地记述主妇“御婢”策略的种类与效果,以及主妇于此过程中展现的高尚品行,甚至将明代这种文化现象烘托为一种更具集体性特征的社会行为。如果考虑到宋儒和明代文化精英们对女性规范的持续性收缩,以及明代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空间的实际拓展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那么,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的丰富则表明了儒家的伦理建设运动在当时的积极努力。
    另外,明代儒学两性规范约束力的日趋薄弱,家内女性的活动空间的拓展,诸如女性各种经济行为、社会性的交往聚会等,都令儒学精英心目中“静谧”的闺闱世界变得热闹,进而造成儒家传统的内外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巨大的差距。为了弥合此差距,明代文化精英们将关注点落到那些能够完美实践儒家伦理规范的家内主妇身上。通过挖掘这些主妇所具有的能量,凸显家内主妇在家庭内部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妇道、孝道的完美实践,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女性文化的地位。如果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变动的角度来说,家内主妇于“御婢”策略中体现出的宽以待婢、恩抚为主的倾向,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主妇内在的女性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婢女群体在受到极大压迫的社会总环境下其地位的逆向提高,尤其是“婢亦人女”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都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②⑤程敏政:《篁墩集》卷45“华守正妻吕孺人墓碣铭”、卷45“太孺人黄氏墓志铭”、卷42“孺人吕氏墓志铭”,明正德二年刻本。
    ③储巏:《柴墟文集》卷9“左孺人魏氏墓志铭”,明嘉靖四年刻本。
    ④吕坤:《闺范图说》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⑥(35)(44)(56)李开先:《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5、473、390、465页。
    ⑦欧大任:《欧虞部集十五种·文集》卷11“敕封太孺人卜氏行状”,清刻本。
    ⑧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9“周母黄太安人墓志铭”,明天启七年陶履中刻本。
    ⑨(59)(74)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18“明故淑人胡氏墓志铭”、卷18“明故淑人胡氏墓志铭”、卷16“封孺人吴氏墓志铭”,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⑩王直:《抑菴文集》卷10“先妣欧阳氏太夫人改葬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1)曹于汴:《仰节堂集》卷5“明高密侯明轩宁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2)彭韶:《彭惠安集》卷4“明封太淑人黄母林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屠应埈:《屠渐山蘭晖堂集》卷12“诰封一品夫人母牛氏行状”,明嘉靖三十一年屠仲律刻本。
    (14)(73)徐师曾:《湖上集》卷12“周母钟孺人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15)(51)(55)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13“先室丘宋二孺人志铭”、卷13“先太夫人行状”、卷13“先室丘宋二孺人志铭”,明万历郭氏家刻本。
    (16)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55“徐文敏公继室淑人郁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7)(58)李濂:《嵩渚文集》卷99“杨桓妻张氏墓志铭”、卷99“明诰封夫人王氏墓志铭”,明嘉靖刻本。
    (18)黄凤翔:《田亭草》卷15“诰赠淑人陈母戴氏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19)沈一贯:《喙鸣诗文集》卷19“封夫人赠一品夫人张氏行状”,明刻本。
    (20)温纯:《温恭毅集》卷13“二亲行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1)唐顺之:《荆川集》卷17“葛母传”,四部丛刊影明本。
    (22)汤宾尹:《睡庵稿》卷11“曾叔祖母吴太孺人寿序”,明万历刻本。
    (23)(60)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13“夏母萧氏孺人墓志铭”、卷14“孺人邹氏墓表”,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24)(68)王慎中:《遵厳集》卷16“邹宜人传”、卷16“柯母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5)孟思:《孟龙川文集》卷17“孟氏家妇靳氏墓志铭”,明万历十七年金继震刻本。
    (26)尹昌隆:《尹讷菴先生遗稿》卷6“萧母戴氏孺人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27)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0“柳母序”,上海志杂公司1935年版,第153页。
    (28)李东阳:《怀麓堂集》卷86“封孺人杨母陈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9)王偈:《思轩文集》卷21“姚母黄氏墓志铭”,明弘治刻本。
    (30)韩邦奇:《苑洛集》卷5“赵太淑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1)(32)(39)顾潜:《静观堂集》卷10“寿全母八十序”、卷13“亡室封孺人龚氏行实”、卷13“许孺人赵氏墓志铭”,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
    (33)孙瑀:《岁寒集》卷上“故夫人范氏墓志铭”,明嘉靖七年孙唕刻本。
    (34)郭璞:《郭文简公文集》卷2“明故乡贡进士徐公配郭氏墓志铭”,清康熙十三年思齐轩刻增修本。
    (36)(77)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11“诰封宜人洪母汪氏行状”,明崇祯刻本。
    (37)冯琦:《宗伯集》卷16“尹孺人传”,明万历刻本。
    (38)黄汝亨:《寓林集》卷12“丁母沈孺人传”,明天启四年刻本。
    (40)宋懋澄:《九籥集》卷6“高王父锦村公本传”,明万历刻本。
    (41)(69)归有光:《震川集》卷30“祭外姑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2)(46)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6“慈淑孺人王母陆氏传一首”、卷37“诰封太宜人李母康氏行状一首”,明嘉靖刻本。
    (43)金幼孜:《金文靖集》卷9“萧母胡孺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5)顾天竣:《顾太史文集》卷5“曾太仆配习孺人墓志铭”,明崇祯刻本。
    (47)杨士奇:《东里续集》卷40“故孺人欧阳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8)(66)(67)唐锦:《龙江集》卷11“刘母孺人曹氏墓志铭”、卷9“顾景高先生暨配王秦二孺人墓志铭”、卷9“唐孺人徐氏墓志铭”,明隆庆三年刻本。
    (49)秦夔:《五峰遗稿》卷21“宜兴蒋母墓志铭”,明嘉靖元年刻本。
    (50)赵用贤:《松石斋集》卷14“孙节母缪太孺人传”,明万历刻本。
    (52)杨荣:《文敏集》卷25“先祖妣阮氏宜人圹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3)亢思谦:《慎修堂集》卷18“敕封太孺人先母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54)康海:《对山集》卷41“王安人魏氏墓志铭”,明万历十年潘允哲刻本。
    (57)唐时升:《三易集》卷18“诰封夫人金氏墓志铭”,明崇祯刻清康熙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61)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卷15“明故赠孺人盛室王氏墓志铭”,明嘉靖刻本。
    (62)(64)崔铣:《洹词》卷9“右二十二章”、卷5“显妣淑人李氏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3)郑瑄:《昨非菴日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65)邓元锡:《皇明书》卷45“列女”,明万历刻本。
    (70)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明德亲民”,明万历刻本。
    (71)庞尚鹏:《庞氏家训·女诫》,清岭南遗书本。
    (72)孙承恩:《文简集》卷40“女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75)仁孝文皇后:《内训》“事舅姑篇第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76)昌日乾:《存笥小草》卷3“明广文先生顾紫垣暨配冒孺人合葬墓志铭”,清康熙六十年昌春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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