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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宗族情结与地方社会权力的契合———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
来源:《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作者:李雪峰、杨增强、王秀绒、许博 点击数:5386 更新时间:2014/5/14

【摘要】:明清时期,在政府强制、引导及自发形势下,以湖广为主体的大量移民涌入商洛,他们往往以家族为本位,以族长为领袖聚族而居。政府允许他们垦荒或购买土著人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且将他们编入当地户籍。还利用移民的宗族情结,授予族长以管理地方社会的权利,很快实现了移民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的契合。随着移民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的长久和长期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宗族情结逐渐发生了变化,宗族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向互济意识的转变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桥梁;宗族的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变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关键;宗族的农民自为向自觉意识的过度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催化剂。

【关键词】:移民;宗族情结;农村社会;明清;陕西商洛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移民规模、速度、数量也空前剧增,移民和土著居民因争夺自然、社会资源势必产生一些纠纷,移民如何较快地与地方公权力、私权力契合,不仅是古代政府管理移民聚居区的一个难题,也是现代政府在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本文以明清时期商洛移民为研究对象,以移民的宗族情结为一把钥匙,以碑刻文献为资料,通过研究移民如何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私权力达到契合,以期为当代解决移民问题提供可鉴之法,不足不妥之处,期待专家同仁补充指正。

商洛地区的人口构成中,外来人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明代以后大批移民涌入商洛并在此定居。《商洛文史》第二辑中共收碑文墓志文132篇,总共涉及176人。其中祖籍不在商洛的,仅墓志中明确记载或可以根据其他史料推断的就有110人,占62%,暂时无法根据其它史料推断的人中,肯定还有部分人是来自外地的,可见商洛人口中的外来人口比例大得惊人。商洛市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因移民集中而命名的。如镇安的刘氏庄园、丹凤“双井第”、李家塬、胡家场屋、傅家塬、薛家沟、庾家河、关家台、刘家店、阮家岭、田家湾、孙家沟;商州的陈家店涧、芝家扒、闵家台、高家扒、王家楼、王家荡、余家棚、袁家湾、刘家沟、广东坪、赵家川等;柞水县的萧家库、秦家沟口、蒋家街、曹家店、瞿家湾、党家台、赖家湾、马家坪、樊家湾等;镇安县的李家集、查家沟、岳家湾、吴家湾、贾家坪等;洛南县的林家涧、寇家窑、殷家湾、李家岭、丁家塬等;山阳县的孔家垭、肖家山、称家坪、唐家凹、杜家沟、魏家庵、乔家坪、吕家坪、舒家坪、阎家岭、胡家沟等,凡是能用上的地名词都用上了。

移民大量涌入之后,因在自然资源、公共权力等领域内,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民族、宗教、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同当地政府及土著居民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移民刚进入当地社会,受到了当地人的排斥甚至是武力驱赶、欺压,在很多碑文中都提到对所谓“匪类”即移民的抵制与驱赶。如《黄龙峡禁碑》载:盖红山西洞系五方集处之人,人心非古。有恃强凌弱、捏词诬控;窝藏匪类,善懦无不受害。是以合沟首众人等,齐集议立禁约,刊碑谨戒,以免后患。自立禁后,本境居民不许私匿面生可疑之辈,结交偷窃、游手好闲、酗酒打降、诬告赖骗。……饬盟之后,言归于好。各宜同心合意,不得公报私仇,勾引外人讹诈。如有不遵守此禁,乡约、客首、乡绅齐心禀呈,经公处究,抑强扶弱,善良得便。”[1](P158)后署“乡约黄首魁”和“客首邬绍富”。从内容来看,这是当地居民和移民在发生冲突之后,由双方的头面人物商定禁约,其中“本境居民不许私匿面生可疑之辈”和“不得公报私仇,勾引外人讹诈”数句,便是针对移民而言的。

又如《禁碑》:禁:不许窝藏匪类。禁:不许匪棍讹诈。[1](P150)

《西里三甲二碑序》:“赌棍、匪类等辈,不得招留窝藏,各方宜严戒,如违罚处。不遵罚者,送官惩治”。[1](P152)

《合社条规碑》:“议匪类之从败坏地方。凡我社中务严察,一经查出。如在社中,罚净钱十串。如在社外者立逐出境;倘有窝藏者,与匪类一律同罪。倘有不遵,送官究治。”“议不公不法之人。已逐出境者,永不许入境。倘社中或拓或落者,既是不法之人,罚净钱五千。”[1](P130)

《德化沟条议碑》:“议窝藏匪类或隐逆(匿)生人,倘被查出公议处罚。”[1](P161)

除遭受到驱赶和抵制,移民也常遭受地方势力的欺压。《江之榜碑志》载:“孰知公少者承继父志,振家声、睦家族、和兄弟、训幼子,以及处己待人,持身善世,无不得其当也焉。虽谦卑自牧,难免受人之欺凌,久之率无有欺凌者。[1](P342)

移民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同化”三个阶段。在这一融合过程中移民宗族情结的变化尤为重要,它是探讨移民与地方社会融合的一把钥匙。宗族情结是指同一姓氏的一群人深藏心底的感情,主要表现在每一个成员都有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社会认识上的特殊信任、主体意识上农民的自为型,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移民的宗族情结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的契合

移民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的契合指法律上的契合,即移民取得当地政府的认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加入当地户籍;族长取得地方政府赋予的管理乡村权。

1.垦荒或购买土地,获得土地所有权,加入当地户籍

明清时期的“湖广填陕南”,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农民自发行为。如明成化十二年(1476),清顺治元年(1644)、十四年(1657)、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年(1681)、五十一年(1712)都强制或鼓励移民,令其垦荒定居。乾隆六年(1741)七月,户部还议覆:“陕西巡抚张楷奏报,陕西省荒地应行开垦并酌议招垦事宜六项,把陕南招徕流移垦荒之事进一步落实到实处:一。本地人力无余,其邻近无业之人,亦听开垦。应将认垦之人着落土著认识,移原籍邻户保结,到日准其给照,即编入土著保甲之内,令该管保长等查察。为其赌窃为匪,禀官究治。”[3](P260)

迁居镇安县的湖北江夏县三成二里的熊氏一支,“以经商起家,兼营农业,同时又跻身官场达到了农商兼备,商宦结合的显赫地位。到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熊氏又在各商号开设烟馆,大发其财,人称百万富翁。熊氏不仅商业盛极一时,而且农业也有很大的规模。拥有土地19000余亩,佃户450余家,年收地租四万余石。[2](P164)

辗转迁徙至镇安县黄龙铺九间房定居下来的倪氏夫妇,迅速富裕,于是大置田地,又延师教子,家势日渐中兴。二十年后,到光绪初年,倪氏后裔已成为镇安黄龙铺显赫一方的大户族。其裔孙倪显仕从庄园而步入仕途,恩赏“从四品花翎顶戴”。其八房子孙各显其能,广为扩张,不仅将黄龙铺马、王两姓的土地全部占有,而且将其势力扩展到凤镇、云镇、铁厂、城关、回龙、小河子、芋园铺、磨里沟等地一带,占有土地二万余亩,年收租五千余石。有佃户一千余家,长工及女仆170余人。同时还开设铁厂、纸厂及药铺、商号等,佣工达一千余人,资金达三四万两白银。直到民国年间,倪氏子孙中仍多有身居官场要职者,成为全县闻名的“四大家族”之一。[2](P190)

安徽休宁王氏迁至镇安庙沟口落户定居,他初到陕南,居住在山中庙内,以卖工度日。后二子成人,租种蒋姓土地,家境日渐宽裕。王氏后人苦心经营,同时凭借家族势力,称富乡里,家业不断扩大。一致拥有土地一万余亩,客庄一百多处,年收地租2500余石,有长工及女仆100余人,其土地分布于城郊、结子、庙沟、余师、老庵、搞坪等处。王氏家族除以农为本外,又兼营铸铧、造纸、缫丝、织绸等手工作坊,佣工120余人。同时还从事长途贩运,长年雇有四个驮夫,有八匹骡子,从镇安庙沟至西安等地运货,成为镇安有名的巨富大族。[2](P385)

这一批批移民,通过垦荒或购买土著人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且被编入当地户籍,实现了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的契合。

2.移民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是族长取得政府授予管理地方的前提

当权力集中在精英和谱系权威的手中的时候,宗族能够有效地将成员连接在一起,增强他们对抗邻居和国家的勇气。正是如此,移民们往往在族长的带领下举族而迁,或者一个人先来探路,定居下来后,其宗族、亲戚接踵而来,在当地聚居,随着人口的繁衍,很快形成一片人口集中地区,他们修祖庙以联宗支。魏源在任陕西总督时针对商洛移民管理就指出“先时不过土著居民樵采为活,近年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2](P464)这个群体的强烈的族群意识使得他们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族长的带领下,在初如入一个地方时曾成功地抵制住了当地居民对它们的抵制、欺凌、敌视与驱赶,在当地定居了下来。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着自治,主要表现为在村的社区里与宗法关系联系密切的族民自治。但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决定了族民自治的实质是乡绅治乡,即农村少数上层人士的统治。”[4](P2)国家利用乡绅这一纽带与乡村社会之间保持着联系。明清时期,大体上在承担赋役、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的宗族是与国家保持一致的。移民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家族教育和乡绅的管理。宗族通过家族教育和家规,规范约束家族成员行为,自觉维护乡村秩序,实现族群的国家认同。移民们大都能秉承儒家礼制,勤俭持家,遵守孝道。

由福建迁来镇安县达仁乡枫坪的章氏族人,秉承祖训族规,垦田置业,细悉心教子,耕读为本,香火日盛。[1](P342)

迁到镇安县河口的《靳万禄墓碑志》:“恸念吾父,勤俭持家,甘苦备尝;一生憨直,友爱四方;乡邻讼德,称赞不忘。”[1](P392)

迁到洛南的《方祝氏碑志》:“迄父名远公,处世豚诚,秉性则直,创产业,置街房,家道(浸)昌”。[1](P216)

迁入商州的《马复礼墓碑》:“而公乃不事奢华不图逸豫,勤谨以持身,耕读以训后,辛苦起家,遂卓然与商邑之望族焉颉芳焉。”[1](P222)

迁至商镇的《郝同人、卢氏墓碑》:“公本世代书香之后,温文尔雅之流;多艺多才,咸称丹凤;事父事兄,孝悌出众。”[1](P221)

迁居镇安《柯振荣碑志》:“其为人也,天资卓越。贫无谗,富无骄。公道为人,心宽有度。其处宗族也,兄弟叔侄无怨言;其待亲朋也,酬酢往来多和气;其教育弟子也,不以束脩之厚薄而异心,惟因材之高下而善诱,以故信从者众,其所成就者多也。”[1](P386)迁居镇安的《吴光远碑志》:“忆考之生也,秉性刚毅,教儿辈有典有则,处乡里无党无偏。”[1](P255)

迁居镇安的《杨建章墓碑铭》:“公生耿介朴实,正直端方,重务世业,好善耕读。”[1](P336)

迁居镇安的《潘显忠、王氏碑志》:“吾父为人,忠厚有古直风,持家勤俭,无机变心。”[1](P330)

迁居镇安的《胡启、田氏》碑志载:“素行慈仁,处世有广和之变;持身谨厚,事亲有孺慕之忱。处兄则温恭为模;教子孙而义方是训。”[1](P310)

3.移民在社会认识上的特殊信任是地方政府将管理权授予移民精英手中的关键

宗族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特殊信任是其基础,这种特强烈的特殊信任使得宗族成员只相信本族组族长的权威而不相信国家,只信任族员而排斥他人,人们在违反了社会契约之后,首先不是到公堂,而是到祠堂。南阳堂《鄂东乐氏宗谱》所载乐氏家规:“凡我族姓,倘有迫于难己,则投族长至宗祠处分,不服则族长送官理出。其或有挑唆包揽者,尤干惩治。家国原自一理,而家之有令,不敢碍之于国,防僭也。然先人之条规有足为后人箴戒者,遵而奉之,又未始不可为风化之一助顾。凡箴之责端在族长,族长正则表率正,而子弟有不谨者,族长率其父兄,辞严义正,训之于平时,酌理准情,处之于当事,绝容隐偏徇之私,广风劝惩戒之用,于以呈前烈垂裕后昆,则不出家而成教也。酗酒赌博,实纵恣放僻之渐,倘子弟有不务四民之业,而犯兹两戒者,家长惩治,不服者公呈。”[2](P569)

这种特殊信任在移民初入一个地方后很容易和地方公权力契合。自从宋代将宗法制度逐步改造为庶民的人文规范,将贵族之道的“敬宗收族”的意识形态改造为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面临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冲击,不得已调整政纲,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以国家的赋役和户籍为核心普遍建立地域化宗族,聚族而居的庶民化宗族在中国广泛存在,绅士以及之外的各种地方精英,在宗族的活动中起到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另外,明清时期,或由族姓制定族规,族长对族众直接进行审判制裁;或由地方官府制定乡约,把政权直接渗透到宗族组织中去,于是,宗族组织由宣传维护封建伦理,进而执行封建礼法,又进而变为地主阶级审判制裁农民族众的基层政权组织。”[5](P89)魏源在任陕西总督时针对商洛移民管理就指出“先时不过土著居民樵采为活,近年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而远方乎无籍之辈亦借以杂插其间。但溪山重绕,烟户零星,距各该本管州县本城近则三四百里,远至七八百里不等,地方官见闻阻隔,难以防范稽查,万一滋生事端,未免经返需时,鞭长莫及,甚为可虑。臣再四筹酌,必须于山中要害处所添设丞卒等官,分管山人地方,就近治理,专司房缉事宜,方为妥协。”[2](P464)魏源的方法就是政府将管理地方的权力授予移民中的精英,这一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和执行。

二、移民宗族情结的变化与地方社会私权力的契合

移民与地方社会私权力的契合是指移民由血缘认同逐渐转变为地缘认同,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情感上的冲突消除,二者实现了和平共处,这一契合的实现与移民宗族情结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1.移民的族群归属意识向互济意识过渡是移民与地方社会私权力契合的桥梁

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具有强大的排外性,不利于移民与地方私权力的契合,纵观商洛明清时期的移民史不难看出,移民强烈族群归属意识在后来定居时间长久后及和当地人长期交往中慢慢减弱,转变为一种与地方土著之间的互济意识,是移民与地方社会私权力契合的桥梁。移民中的很多人在致富后主动帮助、救济土著人,使得土著居民慢慢地接受了移民,在碑志所载中见于多处。如《江之榜碑志》载:“孰知公少者承继父志,振家声、睦家族、和兄弟、训幼子,以及处己待人,持身善世,无不得其当也焉。虽谦卑自牧,难免受人之欺凌,久之率无有欺凌者。”是因为“同治初年贼川匪猖獗,公倡修寨棚,不避辛苦,不惜舍财。及甫成,贼匪议集,寻劫数月。斯时,地方人赖以保全焉。”[1](P324)

迁居镇安县东乡代家铺后山的《蒋传新墓碑志》:持身端正方直,处世积德存仁;治家农商为本,教子耕读勤俭;办公不辞劳苦,四方邻里沾恩;奖赏桑梓,保障至今,万古留名。[1](P393)

迁入安业东秋林川的陈氏,其后人《陈汉有碑志》:“生性谨厚,慷慨不阿,友爱温恭,一堂和翕。且疏财好义,闾里推尊。道光间,邑侯武公闻其闲,以蓍宾选都,人士咸善称焉。”[1](P361)

迁入镇安县的《储思拔碑志》:“(嘉庆)七年岁次,先生款三百余石(粮食)济乡里(饥荒),前州牧以“仁浆薄济”四字赐之匾额”[1](P346)

由江南迁居镇安的《章玖学墓碑》:“公生平耿介,正直居心。其持身涉世,无一行不堪儿辈法焉。数十载诗书课读,志在光前;七十年勤俭传家,心存裕厚。斯其光门第、大家声要径。公之力不致此。然而好善乐施,端方自守,颂声久作於乡党间。”[1](P257)

迁居孝义厅的《魏鲤泉、张氏碑志》:“先生好善乐施,同治中,葺城防贼,蒙邑侯赵请给六品衔奖其功。”[1](P332)

《柯振荣碑志》载:“其性乐善乐施,时行方便与乡邻。”[1](P386)

《章玖学墓碑》:“好善乐施,端方自守,讼声久作於乡党间。”[1](P257)

2.社会认识上由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过渡是移民与地方社会契合的关键

在长期与当地人的交往中,移民们逐渐将只信任族人的观念转变为既信任族人,也信任土著人,两个族群之间在思想上的隔阂消除,成为移民与地方族群契合的关键。碑志中多处都提到移民睦乡党,和邻里。《清泉村佚名碑志》记载了一位致富后不但信任土著人,且善待他的佃户的墓主。他“创造于山、镇二邑,田园数十倾,佃户数百家,”但他从来不虐待和盘剥佃户,他说:“刻薄成家理无享,凡在佃户,我辈当善待之。遇丰年不加额外,遇凶年当额减半,庶心地于此凭福田用广也,众等商之。”[1](P365)他不仅在山阳、镇安两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而且由于对待佃户非常的人道,从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好评。

迁居山阳居湖坪前坡的《金克振、庞氏碑》:“我父之为人,敦礼仪而睦乡党,和兄弟以训子孙,创业垂统费心机,常致殷勤,公是公非,必侃侃而无-曲。”[1](P233)

迁居镇安的《杜发魁墓碑》:“颂公生前之行也,设立学校,士之不疏於礼也;拯困衅孤,财帛不吝於心也;造舟为梁,行旅不苦於涉也;凿岩开道,商贾不阻於途也。於是,邻里乡绅禀请镇邑延侯申详抚宪王大人,赏赐七品顶戴,‘乐善好施’匾额”。[1](P314)

《徐文彩碑志》载:“公秉性仁慈,勤俭持家;家道小康,乐为善事。清光绪二十二年,岁大饥,庚癸相呼,公适为公人,立为请赈,全活多人,乡里以‘乐善不倦’匾题而讼之。”[1](P369)

3.移民的主体意识由农民的自为向自觉过渡是移民与地方社会契合的催化剂

移民们初入一个地方,做事往往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即表现出一种农民的自为意识,也导致了土著人的敌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与土著人的长期交往,移民中的精英往往自觉地为当地社会做大量的工作,他们利用在朝为官为地方服务,或利用自己的威信排解纠纷,或利用自己一技之长为人看病,教人知识,或做生意为地方睦福利,以使自己家族很快融入当地社会。

艾选瑞家族富裕后,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劝长官省刑罚、免罪者不下千百人。”《瑞林府君大人行述》[1](P270)迁居镇安的《晏占山墓碑》:“其性骨鲠,其才英异,排纷解难,衅寡怜贫。恍然如见其人於原。”[1](P316)

迁居镇安的《刑文益、齐氏墓碑》:“迄我先考,躬列胶痒,行事端方,立心正直。其待人也,如遇论事,必为排解息争;”[1](P247)

迁居镇安的《胡兆兰、曹氏碑志》:“而公得以从容世故,难与排、纷与解。乡人德之,邑令贤之,遂带乡饮耆宾,非偶然哉!略为志之,使后人稍知其梗概云。”[1](P312)

《刘祖有碑志》载刘祖有从“衣食不给”的困境中奋起致富后,“和平乐道,户族乡里有相争者,公知之为委屈排解;或怒以声色,公取笑劝慰之。若未悟,必借事譬晓之,越日又详劝之,务求争息乃已。虽强悍者,无不服其善柔服人。”[1](P300)

三迁至洛南的《吴玉伦、侯氏墓志铭》:“一则赖我父丕承之力,且与伯叔两祖同心协力,建塾开考绩,持家课耕课读,处世而排解纷,堪为传家之范模。”[1](P217)

《德望碑文》载:公性天纯笃,孝友克敦,内外无闲言,礼隆仗国,赴宾兴焉。……因慕孙思邈之为人,精其业,……数十年全活甚众,岂独吾跻族中受其赐哉!凡里当乡闾、老幼男女庇荫者,莫不结草衔环动思报称,然公在犹未觉而。公今去焉,患病之家,往往太息咨嗟,谓“某公可作,庶无虑此。”此可见公德难忘,殁后犹寄生前之想也。[1](P180)

迁居至镇安的《黄金、刘氏墓碑志》:“公平日涉身尤为不苟。其持己也正直;其待人也忠厚;其事母也诚孝;其教子也义方哉,先民之矩获也。至其为人排难解纷,周贫济急,且精习幼科,兼施药饵,公之常行耳。抑粜犹有感者。”[1](P374)

迁居商洛的《杨阿洪碑志》:“其为人也,心术正直,品格端方;觅五典为雍睦之祥;仁义礼智常守而保全,视听言动非礼而能戒,大有合於天人,实无愧于教规。因而搬请设帐,教育英才。”[1](P336)

迁居镇安县东乡高峰寨河坪的《刑如峰、白氏碑志》:“其孝友于家,和睦乡党,城邑上下无不啧啧人口者。至于急公好义,创家立业,亦昆季中所甚敬重者。”[1](P249)

迁居镇安的《胡德彦、胡宗琦父子碑志》:“公家贫浅学,辄能传览群书,善训蒙,有孝行无损德焉。”[1](P114)

艾选瑞耕读持家,勤劳致富,广施善行,他苦练医术,达到了“经手可回春”的境界,以至于“拜谒盈门”。《瑞林叔父大人行述》[1](P272),他慎医术:“施药饵得生者何止千万家”《瑞林府君大人行述》[1](P270),他的医术和医德,不仅受到了患者的好评,还受到了县令的表彰。他还主持修建了城东的文化设施魁星楼,在城南筑石堤以防水患,可谓“平道路以通行旅,修祖庙以联宗支,捐粟谷以备凶荒,禁赌博以正风俗,———广舟楫之利,孜孜为善数十年如一日。”《瑞林府君大人行述》。[1](P270)

《魏鲤泉、张氏碑志》载:“先生好善乐施,同治中葺城防贼,蒙邑侯赵请给六品衔以奖其功”。[1](P332)

《吴玉伦、侯氏墓志铭》:“且与伯、叔两祖同心协力,建塾开考绩,持家课耕读,处世而排难解纷,堪为传家之范模。”[1](P217)

综上所述,移民迁入一个地方后,国家允许其垦荒或购买土地,加入当地户籍,且利用其强烈的宗族情结,通过族长实现了对其行政上的管理,很快实现了国家与移民的契合。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族群归属意识、特殊信任意识、自为意识又适时而变,又逐渐实现了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产、生活、情感上的契合。这种契合有利于群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群体秩序的维护,有利于群体成员素质的提高。现代国家在管理移民聚居区时应当适时、正确引导移民和当地居民,以尽量减少移民和国家及土著之间的冲突,尽快实现移民与地方社会权力的契合。

注释:

①参照《商洛文史》、《商州文史资料》、《洛南文史资料》、《山阳文史资料》、《丹凤文史资料》、《商南文史资料》、《镇安文史资料》、《柞水文史资料》,皆为市、区及各县政协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内部资料),陆续出版。各县编纂的地名志,如《商州市地名志》、《洛南县地名志》、《丹凤县地名志》,皆为各县民政局编写(内部资料),陆续出版。

[参考文献]

[1]政协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文员会.商洛文史.第二辑.碑文专辑[Z].政协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文员会出版(内部使用),2003.

[2]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3]政协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文员会.商洛文史.第一辑[Z].政协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文员会出版(内部使用),2003.

[4]郝时远.解读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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