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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4052 更新时间:2014-5-7

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

——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

高 国 荣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作者简介】高国荣,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兴起以来,灾害史就一直受到美国环境史学界的重视。灾害史,尤其是农业灾害史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比,在对农业灾害史的研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有关美国大平原的农业开发,尤其是其变成尘暴重灾区这一经历的探讨。这方面的专题成果不仅为数众多,面且出自多位知名环境史学者之手,因面颇具代表性。本文拟结合有关成果,来探讨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及其动向。

难分难解:环境史与灾害史

环境史是在战后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推动下出现的一门新史学,它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后的近二十年间,环境史一直以“忧郁的历史学”的面目呈现在学界面前。环境史著作所关注的,大都是各种各样的环境破坏和生态灾难。在《哥伦布大交换》(1972)中,克罗斯比揭示了生物因素在欧洲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哥伦布交换给美洲土著带来了灭顶之灾,面留下一个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面且加速减少的世界。沃斯特的《尘暴》(1979)则考察了美国大平原变成尘暴重灾区的经历。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梳理了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后所出现的种种环境退化巨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hian Exchange : Biological andCultural Consequences192,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2年版;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Donald Worster,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x),纽约1979年版;威廉·克罗农:《土地的变迁》(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Colonists,and theEcologyNew England ),纽约1983年版」。上述几书堪称环境史的奠基性和标志性文本,从不同方面呈现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种种灾害和苦难,为新生的环境史研究指引了方向。1980年代问世的很多环境史著作,通过不同的案例,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这些作品所阐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未开发之前多处于稳定健康的状态,但这一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面被打破。

环境史学者偏爱灾害史研究,强调灾害的人为因素。这种倾向的形成,首先是由于灾害可以集中呈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灾害实际上体现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系统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的显著变化。灾害是自然与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因面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其次,环境史作为生态危机催生的新史学,其宗旨之一就是要对人类何以陷入困境进行历史的解释。在战后生态学伦理化转向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共同影响下,环境史在兴起阶段具有很明显的道德伦理诉求。沃斯特等很多学者都认为生态危机同时也是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入批判。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环境史作品充斥着生态灾难和环境破坏,强调人类的建设作用少,破坏作用多,弥漫着消极甚至悲观情绪。有学者甚至提出,1990年之前美国环境史学界存在以唐纳德·沃斯特为代表的“悲观学派”巨哈尔·罗斯曼:《对现实的理论思考:环境史与美国研究))(HalRothman, "Conceptualizing the 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 ,《美国季刊》(llmerican Quarterly)54卷第3(2002),第490页」。

从环境史兴起以来,美国西部,尤其是大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热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史与西部史之间的密切关联。环境史的源头在美国一般会追溯至西部史,面西部史的一些标志性作品探讨的主题就是大平原。沃尔特·韦布(Walter P. Webb)是继特纳之后最有影响的西部史学家,其代表作《大平原》(1931)巨沃尔特·韦布:《大平原》(Walter P. Webb,GreatPlains),波士顿1931年版」被认为是继特纳的名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01893)之后西部史的另一座丰碑,在这本书中,地域分析臻于成熟,面地理环境几乎成为支配人类生活的主导力量。在韦布看来,在美国干旱的西部草原地区发展农业面不发展畜牧业,无异于一场土地上的赌博。韦布,如同西部史的创始人特纳一样,较多地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认为牧场面不是农场更适应大平原的草原环境,但他过多地强调环境的作用,具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面在这方面,马林的《北美草地历史绪论》(1947)巨詹姆斯·马林:《北美草地历史绪论》(James C. Malin,G二二Land of Northllmerica :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马萨诸塞州格罗斯特1947年版」则极大地推动了对自然的历史研究,该书将生态纳入到历史的分析框架之内,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探讨了美国西部草原地带的自然史和社会史。马林将人类史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生态史这一概念。马林信奉自由放任学说,反对国家干预,他基于对科技的信心,拒绝接受自然对人类活动要受的限制。他竭力为在大平原地区发展农业辩护,否认尘暴重灾区的形成是由开垦草原所引起,面将那场生态悲剧仅归咎于严重的干旱。由此可见,马林缺乏生态意识。面马林成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学者,在美国学者怀特看来,他呀良可能是现代环境史的创始人”巨理查德·怀特:《美国环境史:一个新史学领域的发展》(Richard White,"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_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4卷第3期(1985年),第297页」。

环境史重视对西部、尤其是美国大平原农业史的研究,也是因为这一区域非常独特的地域特征及其象征意义。大平原地处美国中西部,位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带,经过长期演化面形成了典型的草原生态系统。尽管如此,借助于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扶植政策,该区域却成为美国的粮食和畜产品主产区。小麦王国、玉米王国和畜牧王国都位于该区域,目前这里生产的粮食大都用于牲口饲料。该区域的农业繁荣,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以农业生态系统取代草地生态系统,对自然的这种大规模改造,是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投入才得以维系的。尽管如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该地区的农业灾害屡见不鲜,最严重的灾害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这一区域由于遭遇长期干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堪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5大平原州交界的区域,有5000万至1亿英亩的土地严重沙化,这里被称为尘暴重灾区(Dust Bowl),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农场大量破产,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严重的生态灾难和1930年代大萧条同时出现,实际上己经表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己经深陷困境。联邦政府由此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从而把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自战后以来,得益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巨额的农业补贴,农业在大平原地区阔步前进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过度抽取“地下水”这一不可再生的资源,己导致了地下水位的快速下降,农业繁荣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将不复存在。大平原的农业作为一项高能耗、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典型代表,面尘暴重灾区在美国己成为生态破坏的象征。从环境史的角度对大平原的农业发展及农业灾害加以研究,或许能为资本主义何以及如何摆脱生态困境提供一些历史的启示。

天灾还是人祸

尘暴重灾区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害,从其在1930年代发生以来,就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多部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题材。1936年,佩尔·洛伦茨(Pare Lorentz)执导的著名纪录片《破坏大平原的犁址《破坏大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因其在文化、历史及艺术方面的重要性于1999年入选美国电影资料馆」开始在全国巡回播放。1939年,斯坦贝克以这一生态灾害为题材创作了《愤怒的葡萄》,该书于1940年获得普利策奖并于同年被搬上银幕。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推出的《尘暴民谣》风行一时,面知名记者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拍摄的《生态难民》系列在全美引起热烈反响。1949年,范斯·约翰逊出版了《天堂中的台地:尘暴故事》,这是美国学者就尘暴重灾区所写的第一部著作巨范斯·约翰逊:《天堂中的台地:尘暴故事》(Vance Johnson,Heaven's Tableland,The Dust Bowl Story),马萨诸塞州克林顿1947年版」。环境史于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之后,多位学者就大平原地区的农业和环境问题著书立说,并因此扬名学界。唐纳德·沃斯特于197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该书于1980年荣获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威廉·克罗农于1992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巨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美国的大西部》( 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纽约1991年版」是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第二本环境史著作,于1993年荣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乔治·马什奖,该书探讨了芝加哥与包括大平原在内的广大腹地之间以贸易为纽带的经济与生态联系,较多地涉及了大平原地区的农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约翰·奥佩作为环境史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于1993年出版了《奥格拉拉含水层址约翰·奥佩:《奥格拉拉含水层》(John Opie,Ogallala :Waterr u Dry Land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93年版」一书,着重探讨了大平原农业,尤其是战后灌溉农业的发展,该书是奥佩的代表作,于1995年获得乔治·马什奖。杰夫·坎费尔出版于2005年的《大平原:农业与环境》巨杰夫·坎费尔:《大平原:农业与环境))(Geoff Cunfer, The Great Plains:llgricultu re and Environment),德克萨斯州大学城2005年版」一书被美国农业史学会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分别授予年度最佳图书奖。此外,唐·弗洛里斯、唐纳德·皮萨尼等环境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也出版过有关大平原地区的环境史著作巨唐·弗洛里斯:《自然的西部:大平原和落基山脉的环境史》CDan Flores, The Natural West :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Great Plains and Rocky Mountains),俄克拉荷马州诺曼2001年版;唐纳德·皮萨尼:《开垦干旱西部:水、Land ,and Law in the West),土地和法律》(Donald J. Pisani, To Reclaim u D::ded West:Water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92年版一。

除以上环境史作品外,美国学者还出版过多部有关尘暴重灾区的作品,从农业史、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等多种视角对这起农业灾害进行探讨巨保罗·博尼菲尔德:《尘暴重灾区:民众、沙尘及大萧条》(Paul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Men , Dirt , and Depression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79年版;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C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11n ll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帕梅拉·赖尼一凯尔伯格:《坚守家园:在堪萨斯州西南部握过旱灾及萧条》(Pamela Riney-Kehrberg,Rooted in Dust,Surv::ng Drought and Depression in South-二。t。二Kansas ),堪萨斯州劳伦斯1994年版;布拉德·卢金比尔:《尘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及生态想象,1929^-1941))(Brad D. Lookingbill,Dust BowL,USl1:Depression llmeri‘二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1929 -1941 ),俄亥俄州阿森斯2001;詹姆斯·格雷戈里:《美国的生态难民》(JamesN. Uregory, llmerican Exodus :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纽约1989年版,该书于1991年获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颁发的边疆史年度最佳图书奖—雷·艾伦·比林顿图书奖」。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民众的广泛担忧,对尘暴重灾区的关注持续升温。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1997年和2012年分别推出了纪录片《艰难时世》(Surviving the Dust Bowl)和由著名导演肯·伯恩斯(Ken Burns)执导的《尘暴重灾区》(The Dust Bowl)。蒂莫西·伊根于2006年出版了《艰苦岁月班蒂莫西·伊根:《艰苦岁月》(Timothy Egan, The Worst Hard Time : The Untold Story of Those Who Survived the Great llmerican Dust Bowl),波士顿2006年版」,该书荣获美国2008年度国家图书奖。戴顿·邓肯在肯·伯恩斯的协助下,于2012年出版了《图说尘暴重灾区历史班戴顿·邓肯:《图说尘暴重灾区历史》(Dayton Duncan,The Dust Bowl:lln Illustrated His-

tory),旧金山2012年版」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

在有关尘暴重灾区的众多作品中,这场灾害何以形成是一个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毫无疑问,灾害的形成往往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歧主要在于这场灾害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灾,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祸。美国学者的观点大概分为“天灾论”、“人祸说”两类。环境史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反映在200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的一场题为“天灾还是人祸:美国大平原尘暴重灾区的前世今生”的小组讨论中。小组讨论的发言人包括杰夫·坎费尔和唐纳德·沃斯特,两人都是研究美国尘暴重灾区的知名学者,并代表了“天灾论”和“人祸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尘暴重灾区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那场灾难出现之时。最早明确提出“天灾论”的学者是马林。马林在1946年发表过《沙尘暴:1850^-1900》的长文巨该文三部分“沙尘暴:1850-1860"(Dust Storms,1850-1860)“沙尘暴:18611880"(Dust Storms,18611880)“沙尘暴:1881-1900"(Dust Storms,1881-1900)分别在《堪萨斯史学季刊》(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14卷第2,3,4(1946)连载」。他依据19世纪诸多文献关于大平原干旱和沙尘暴的历史记载,认为干旱和沙尘暴在大平原地区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只不过在1930年代更为频繁和严重罢了。马林的学说在其生前被提及不多,但在其1979年辞世之后受到了较多的关注。1979年,保罗·博尼菲尔德出版了《尘暴重灾区:民众、沙尘及大萧条》一书,该书叙述了1930年代灾区民众防风固沙、坚守家园并最终战胜自然灾害的壮举。2005年,杰夫·坎费尔出版了《大平原:农业与环境》一书,该书主要依据尘暴重灾区所在的450个县市的农业统计资料,从近一个世纪以来该区域农田与牧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这一事实出发,得出1930年代的生态灾难是天灾的结论,并认为大平原农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坎费尔因为全盘接受和发展了马林的观点,因面被称为“新时代的马林”。

 尘暴重灾区属于人为灾难的观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1930年代中期率先明确提出的。1936年,美国人口再安置局资助制作的纪录片《破坏大平原的犁》问世。从片名即可看出,尘暴重灾区这起生态灾难被归咎于犁所代表的垦荒及种植业的发展。1936年问世、提交罗斯福总统的《大平原的未来》是“新政”时期联邦政府关于土地资源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该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1930年代尘暴重灾区的形成是一场人为灾难,并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导致这起生态灾难的社会因素。该报告将大平原的困境主要归咎于将总体上只适合湿润地区的农业模式照搬到干旱地区巨大平原委员会:《大平原的未来》(Great Plains Committee,The Future of the Great Plains),华盛顿特区1936年版」。该报告并未笼统地将这起生态灾难归咎于土地滥用,面对美国的《宅地法》和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了检讨。这些观点实际上承袭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资源保护主义者和杰出科学家鲍威尔在《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巨约翰·鲍威尔:《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CJohn W. Powell,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ll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特区1878年版」中所提的许多合理建议。《大平原的未来》还探讨了导致这起灾难的根深蒂固的一些文化因素,但它并未把批判引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实际上在战后初期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下也难以展开,当时和谐论思潮在美国大行其道,面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社会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了猛烈批判。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问世的。该书提出,1930年代尘暴重灾区的出现实际上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被视为资本;利用自然牟利被视为人类的权利,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鼓励(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6)。在一系列作品中,沃斯特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并视其为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或者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因此,环境破坏总是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面且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面不断加剧。

实际上,关于大平原缘何变成尘暴重灾区的热烈争论,己经超过了这起生态灾难本身,面关涉到生态脆弱地区应该如何开发、大平原农业发展向何处去等重大现实问题。面不同观点的交锋实际上也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角逐。

从历史上看,大平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及这一地区的开发模式发生过巨大变化。在19世纪中叶之前,大平原在美国地图上往往被标示为“美洲大荒漠”,表明该地区不适合人定居,它因面成为美国大陆开发最晚的区域。但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实施《宅地法》、向铁路公司授地等政策措施,吸引移民前来定居,这里被宣传为“西部花园”、“农业天堂”和“人间福地”。这种宣传得以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那一时期铁路的贯通、旱作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的应用。“雨随犁来”的假说随之流行开来,按照这种假说,人类的垦殖活动可以改变大平原地区的干旱气候。这种假说甚至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支持,面后来才发现19世纪中后期正处于大平原的雨季周期。尽管移民纷至沓来,将草地开辟为农田,但频繁出现的农业灾害又迫使移民大量离开那里。1878年,鲍威尔向国会递交了《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鲍威尔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曾任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史密森学会等机构的负责人。他在报告中提出,干旱的西部适合发展牧业面不是农业,农业应该仅限于临近水源的少数地区;在东部施行的《宅地法》不适用于西部,西部授予每个拓荒者家庭得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土地面积,应该远远超出东部每户160英亩的授地标准。这些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因受到西部强大利益集团和广大移民的抵制面被束之高阁,但在1930年代却受到了政府资源保护部门的高度重视。但这种重视只是暂时的,在资本面前,环境保护远没有追逐利润重要。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敢于挺面走险,因此限制发展农业这样一种思路并没有存在多久。战后,大平原地区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得到开发,深井灌溉推动了农业的繁荣发展。但这种繁荣是靠地下水和能源的大量消耗、联邦巨额的农业补贴才得以维系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威胁,将使这一地区未来的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近二十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平原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规划。这些规划实际上都强调大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要顺应这里干旱的气候,要在保护草原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牧业,限制农业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如果能顺应自然面非以向自然挑战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就能减少风险,避免类似1930年代的那种人为灾害再次发生。

有关尘暴重灾区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是在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在美国不同时期的荣衰有关。尘暴重灾区被视为“天灾”,实际上是为了抵制联邦干预,并推动政府放松管制。不管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马林提出,还是在新世纪由坎贝尔重申,它实际反映的是包括农场主在内的农业利益集团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不受约束地追求“私利”的最大化。面“人祸说”实际上是呼吁政府加强管制,对资本主义加以约束,引导生产活动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社会公益不被“私利”过多侵害,同时通过减少农业补贴促使农业结构的主体从种植业转向畜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场主对农业补贴的态度己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30年代“新政”期间,大平原地区的居民反对政府插手,抵制联邦救济,以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时过境迁,农业补贴与救济己经不再是权宜之计,面是作为一项政策固定下来,数额越来越大,并为农场主所深深依赖。因此,关于尘暴重灾区的争论己经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随着社会思潮的不断变化,这种争论在未来仍将继续。

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193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就这起生态灾难缘何出现的争论就一直存在,但认为它是人为灾难的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1930年代,联邦政府资源保护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将克莱门茨的顶级群落理论作为解释和治理那场生态灾难的重要指南。克莱门茨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乃至西方最有名的生态学家,在长期研究大平原草地群落演替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顶级群落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变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都将朝着和谐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面最终达到的那种平衡状态就是顶级状态。这种理论把白人拓荒者视为“破坏者、外来者和掠夺者”(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3),视为环境退化的主导因素。顶级群落理论因为尘暴重灾区的形成,在1930年代以来得到了广泛传播,并用来指导1930年代灾区的恢复与重建。联邦政府在那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限制生产、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在农产品严重过剩、价格暴跌的1930年代,资源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尚且遭遇了不少阻力。在土地沙化治理初见成效之后,资源保护政策的推行更是遭遇了重重阻力。在二战及冷战期间,国际粮价的每一次暴涨,都会成为大平原扩大耕地面积的强大动力。沙尘暴天气在干旱年份又频繁出现,但都没有1930年代那样严重。一些学者据此对顶级理论学说和1930年代的土地资源保护政策进行质疑和抨击,进面为在大平原进一步发展种植业辩护。尽管如此,顶级群落理论在环境史学界依然得到了广泛认可,在1990年代之前尤其如此,大量著作都以之为基础,阐述人为的环境破坏和灾害。

环境史强调灾害的人为因素,固然可以警醒世人,表明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环境保护势在必行。但它也存在一些弊端。在多数环境史作品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因为人类活动面每况愈下。恰如古代谚语所言,“文明人跨过土地,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了一片沙漠”(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开发常常被视为破坏,人往往是破坏者面非建设者。资本主义本身被视为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它只能加剧环境破坏面难以解决环境问题。这种观点如此流行,以至于在1990年之前,多数环境史作品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做注脚,“沉浸在阴暗的氛围之中叮约翰·奥佩:《环境史:困境与机遇》(John Opie,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nes勺,肯德尔·巴莱斯编:《环境史:比较视野下的关键问题》(Kendall E. Bailes,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二。Perspect:二。),马里兰州拉纳姆1985年版,第24页」。环境史学家往往“痛惜尘世的堕落和人间天堂的破坏”巨约翰·麦克尼尔:《对环境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42卷,(2003)4期,第13页」。这种过多强调人为环境破坏的取向,实际上将人类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助长了悲观情绪,限制了环境史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990年代上半期,以克罗农、怀特为首的一批学者为克服环境史的困境做出了不懈努力。克罗农和怀特都力图瓦解在美国环保运动中根深蒂固的荒野神话(荒野神话将白人到来之前的美洲大陆视为处女地,视为未曾受人侵扰的纯粹自然),指出在白人到来之前,美洲的自然环境在印第安人的影响下实际上己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荒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克罗农还将历史叙事引入环境史研究,通过对比沃斯特和博尼菲尔德同于1979年出版的关于尘暴重灾区这一生态灾难的两本著作,在分析两书完全不同的叙述和结论的基础上,指出历史是一门讲故事的技术,每个人即便是对同一件事,所讲故事也不尽相同巨威廉·克罗农:《一个地方的不同故事:自然、历史与叙述》(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llmerican History),第78卷,01992)4期」。因此,环境灾难和环境破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面安德鲁·赫尔利则认为,环境变化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生态系统本身,因为很难判断生态系统怎样才算处于稳定平衡状态。环境变化对不同群体会有不同影响,不同阶层对环境变化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总之,自然、灾害都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环境史越来越重视社会分层分析。

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受到了新的生态学思潮的影响。近些年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顶级群落理论在环境史学界不再流行,面混沌理论则受到了较多关注。混沌理论强调自然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无法预料,也无所谓好坏。灾害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大相径庭,每个群体对灾害都有不同理解,因此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灾害史研究越来越重视不同群体的体验和认知,面较少探讨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这类基本问题。从美国环境史学界关于尘暴重灾区的有关作品来看,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在过去20年间己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注重生态和经济分析转向注重社会文化分析,跨学科研究的特色也有所削弱,在未来可能会肯定人类在灾害防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力图在生态经济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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