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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我追求历史研究的多样性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171 更新时间:2014/7/31

李 苑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和朋友们一次闲谈,话题指向了“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年代”,大家各有喜爱。有人说先秦,那时思想家频出,“已把中国人的智慧发明得差不多了”;有人爱唐代,因为“想浪漫,找李白想诉苦,找杜甫”。但杨念群却回答:“晚明”。众人不解,杨念群一时间不知怎么说服他们,“郁闷”之下,一本叫做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的书,横空出世了。

   说“明朝”,不是毫无道理的。“明末腐烂透顶,但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代,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个时代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讲会,自由地发表见解。”杨念群解释。

   “不可能有一个朝代是完美的,我喜欢明朝也是相对的。”杨念群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对清史的了解越深,越觉得“可怕”。“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也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正因此,清代皇家为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破灭,终使清朝变成一个千方百计让人活得难受的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洗脑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小火煎熬,最后过滤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

   “与清代不同,明代的读书人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民间社会的能量很大,这就对读书人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很多人不畏廷杖,冒死进谏,皇帝真是没办法,打死他吧!反而在道德上是把他拔高了,皇帝却要落个昏庸无道的骂名,谏臣以死博得了名节。海瑞的例子恰恰证明了明代的士风。”因此,杨念群有了这个“别出心裁”的答案。

   杨念群是个很特别的学者,正像他自己说的,他追求的是“历史研究的多样性”。

   杨念群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发展,所以近年流行的《南渡北归》《江南三部曲》等描写知识分子的图书,他也一直关注。但读的多了,杨念群又有了不同的观点:现在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书,选题太狭窄,目光仅仅集中在西南联大,或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等有限的知名知识分子身上,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表现很不够。这就导致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过于狭隘,内容相对集中、相互重复。

   “这些名人确实有一定代表意义,但是他们不能涵盖一个时代里,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或者思想境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也并非都是那么纯洁可爱的,不然反映同一批人的作品《围城》,就不会出现了。现在存在一种把知识分子浪漫化、理想化的趋势。所以我在 《何 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中,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敏感和合谋的一面。很多人批评现在的知识分子堕落,但其实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并非纯洁而毫无争议,他们一直很聪明,也一直知道怎么样与政府合作。我就是要剥掉这样一些所谓的‘面纱 ’。”

   正是由于他追求的“多样性”,争议也始终伴随。比如邝海炎认为他“强悍的解释能力”与“粗糙的实证能力”齐飞,沈登苗批评他的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多处逻辑不通,观点站不住脚 。

  “邝海炎认为我对史实的考证梳理粗糙、不注意考据。那是因为我特别注重解释,而解释和考证史实之间确实会有距离。但我注重发现问题,用问题引领对历史的判断。所以给人的印象,我对理论的关注大于对史实的关注。但我要为自己辩护,我从来都是建立在具体研 究之上,都是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引申出来,不是空中楼阁。”

   对于沈登苗指出的错误,杨念群仔细分析:“第一,他指出若干史实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二,虽然他有文笔,但是没有看懂我的书,我的书在问题意识上,在对整个中国史学架构的改变,和对儒学本身的新理解方面的贡献,他都没有读出来。”三年后,这本书再版,杨念群把他指出的错误全部改正,并在后记中特别感谢了他。

   从《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到《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再到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杨念群的“三部曲”,显得越来越“轻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我想换下笔,做学术这几年挺辛苦,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随笔写作。当然,随笔的内容也跟历史有关,是从历史角度看现实。”就像他说的,“(写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之意并不在讨论历朝历代之得失,而是由历史延宕开去,杂议藏匿于史书中的历史暗面,以及耳闻目睹之当下种种怪现状。”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算是小获成功,首印的一万册已经售罄,出版社正忙着加印。对于之后的写作计划,杨念群说,他打算写中国的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变化。“现在的历史研究,太多是封闭起来一人搞一段,甚至把历史切割成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样容易钻在小格子里出不出来。尽管能力有限,但我还是想把它打通,但具体形式我还没想好。”杨念群笑着说。

(转引自《博览群书》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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