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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427 更新时间:2014-10-6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期,第7480

作者简介:季南(1980—),女,吉林白城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133002

基金项目: 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AKS-2009-MB-2001)

摘要: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关键词:朝鲜王朝;清观;正统意识;民族意识;复仇意识

对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韩关系方面的研究成为中韩建交后学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清鲜关系更是备受关注。中外学界从封贡体制、朝贡贸易、对外政策、文化交流等角度出发深入探讨清鲜关系,其中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心态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朝鲜王朝对清观经历了一个由蔑视、抵制到逐步认同接受的过程,本文跳出朝鲜王朝对清观嬗变研究的窠臼,从正统意识结构、民族意识结构、复仇意识结构出发解构分析朝鲜王朝的对清认识,以期为朝鲜王朝处理对清关系时的种种表现找到依据。

一、正统意识结构

正统论源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困扰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观念并且是政治家和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割据、篡夺、夷狄之国皆被视为“不正”,尊王和攘夷思想构成正统论的理论基础。朝鲜王朝的正统意识来源于中国的正统观念。朱云影曾说“李朝约五百年间,朱子学说始终维持无上的权威”,[1]而朱子正是高举华夷之辨提倡尊王攘夷的旗手,热衷于从春秋大一统观念出发评判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在朱熹看来,只有汉族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具有正统地位。朝鲜的儒学者继承并发扬了朱熹的正统观。

朝鲜大儒成海应(1760-1839)曾说中国自春秋以来,“得天下之正统者,唯汉、唐、宋、明四朝”,同时也指出“唐高祖值隋主失德,生灵涂炭,举兵而声其罪,吊其民可也。乃为裴寂等所诳,出师既苟且,又立代王侑为天子,自以为禅授”,[2]同样也是篡夺,不能称为“正”。宋太祖出师陈桥,在诸将的拥戴下而立,“露刃犯阙,扼幼主而夺其位”,也是篡夺,同样也称不上“正”。那么“得正统”的汉、唐、宋、明四朝中也只有汉、明得天下而无疵议。与汉朝比较起来,“皇明之世,闺门正于上,权柄不移于下,将帅不敢恣,直士奋舌强谏,朝廷清明纯粹,比汉又过之”。[2]在他看来,汉代以后的魏、晋、宋、齐、梁、陈 来,更 为“正”,“不正者虽得以威力强服之。人不戴之。天亦与之而不终……自三代以来,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统者,亦皇明也。夫正统者,有名有实者也”。[2]只有明朝才是成海应心目中名正言顺的正统王朝。成海应生年,清入关几乎百年,还在肯定大明王朝的正统,无疑是在否定清朝的正统性。

朝鲜王朝晚期的性理学家柳重教(1832-1893)也专门作《正统论》,依据朱熹《通鉴纲目》评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认为三代以上“以圣神之德,膺天命建民极,莅中国而抚四夷,其子孙世袭大位累百年,而天下无异志”[3]的王朝是真正的大一统;六朝“未及混一天下之时是也,于其中名义有正有不正,生于其世者,择而事之”,[3]东周、蜀汉和东晋“为乱贼所割据,夷狄所侵夺而不能一”[3]是统之却不能一;满清王朝是“乱贼之窃居大位,夷狄之冒据中国,其统之非不一矣,而断之以名义,则伪而非真,僭而不正也”,[3]所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重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3]

朝鲜儒林诸多关于中国历代王朝正统论的讨论,最终目的却都是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议论,而是支配着朝鲜统治阶层处理与满清王朝双边关系的思想情感,并希望这种情感一代代地传下去。在正统意识的支配下,朝鲜君臣通过筑坛建庙、祭祀明朝皇帝、优待明朝人后裔、尊崇祭祀中国的忠臣义士、珍视明朝的旧物旧制、编修各种史书等方式凸显其尊周思明的正统意识,尤其是在对待藩属国臣服的重要表征的正朔问题上,朝鲜对奉行清朝正朔始终不是心甘情愿。即便在清鲜关系总体上稳定的英祖时期,很多场合仍然坚持奉明正朔。在祭祀上,除了宗庙和文庙祭祀采用清朝年号之外,其他的祭祀活动都以明朝年号或“崇祯后几年”代之。比如英祖六年(公元1730年),祭祀诸葛武侯、岳武穆王时,英祖下令“勿书雍正年号”。[4]英祖十年(公元1734年),英祖许可新建的昆阳两胎室表石书“崇祯纪元后几年干支月日书刻”。[4]英祖二十八年(公元1752年),英祖为孝纯贤嫔制的志文最后书以“时,皇明崇祯纪元后百二十四年予即阼二十七年仲冬识”。[4]在对忠臣义士进行表彰时,为表明对忠臣义士的品行的认可,教旨和祭文上也不写清朝年号。英祖十一年(公元1735年),英祖对已故的崇尚义节的处士追赠三品,并教旨“勿书清国年号”。[4]为了褒奖忠臣义士,英祖在明朝灭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为明朝援鲜的移民后代以及抗清义士的后代特设忠良科,及第者的红牌都不书清朝年号,只书某年某月。英祖四十六年(公元1770年)、四十八年(公元1772年)、四十九年(公元1773年)、五十一年(公元1775年)的忠良科也都遵循英祖四十年(公元1764年)的旧例不书清朝年号。对于秉持春秋义理正统观念的朝鲜儒士来说,崇祯、永历已不单纯是明朝的两个年号问题,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身处清朝,却始终或明或隐地使用已故王朝的年号无疑是对新朝的否定,同时也正是朝鲜君臣正统意识的反映。就连主张北学清朝的北学派人物在使用年号问题上也坚持使用崇祯纪年。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序》中点出了使用崇祯纪年的用意:“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礼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5]朝鲜曾以“小中华”自居,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承继者,从而显示其与周边国家文化上的差距,遵行崇祯纪年也正是为了保存中华文化。对于朝鲜使用明朝年号柳重教有如下阐述:“吾东士大夫今用皇明年号,其意盖曰:既不可以夷狄为君,又不可以一日无君,仍以旧君为吾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尔。”[3]清朝虽一统中国,但却不是朝鲜君臣心中的“义主”,朝鲜君臣“仍以旧君为吾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尔”。

事实上,满清帝王在正统问题上也在做着各种努力。例如,多尔衮死后,即位的顺治皇帝就在有意识地为成为符合“中华道统”的圣君明主不断努力,他所关心的是使自己的统治合天意、顺人心,加强清政权汉化、华化以及儒化程度,缩小清王朝与明王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诸多王朝之间的差异。顺治皇帝对儒学儒术表示赞赏:“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6]并要求学官诸生当共勉。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三月所下的诏书更彰显了其推行儒化的决心:

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直省学臣,其训督士子,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6]

顺治皇帝还编纂推广宣扬儒学儒术的书籍,推行儒化教育,在施政过程中“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6]推行仁政,使那些汉族儒臣在其身上看到了儒家理想政治的希望。但朝鲜人对满清统治者所做的努力显然是不领情的,虽然礼仪上不得不对清朝行事大之礼,但在政治上和思想情感上依然不能接受满清人是中华的正统。

就在顺治皇帝努力证明清王朝的正统地位的同时,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朝鲜人宋浚吉(1606-1672)对清王朝的“正统”提出了挑战,主张和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权建立关系:

恭惟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真是诚痛切语也……窃闻帝室之胄,尚有偏安于广、福之间,天下大统,不全为魏贼之所窃,而我国漠然不得相闻,于今几年……今殿下聿追先态,奋发图功,日夜俟天下之有事———而彼此形势,亦已为天所厌,实为难久之兆……[7]

在宋浚吉看来,满清王朝有如三国曹魏一样,不是承继天下之大统者,当然也不是“帝室之胄”,且“已为天所厌”,气数将近。

春秋大一统的正统观念深植于朝鲜君臣心中,也正是基于这种正统意识,朝鲜君臣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他们通过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表彰明朝援朝义士及其后裔,在祭祀、私人信件、碑铭中暗行明朝年号,以此表示对清朝的反抗,并彰显在他们心目中正统存于明朝。朝鲜自我定位为“小中华”,是明朝正统文化的承继者,从而显示正统存于朝鲜。朝鲜多次讨论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却几乎不谈自身的正统问题,因为作为藩属国,它的正统性往往是通过“上国”的确认体现的。清朝的前身是兴起于建州的女真,只不过是明朝的藩属国,窃据权柄乃以下犯上,有违春秋大义。也似乎只有通过强化与明朝千丝万缕的关系才能解决朝鲜内心的正统危机。南明政权灭亡后,正统无以为继,朝鲜将存明朝正统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建大报坛正是这种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下的具体行动。通过祭祀明朝皇帝的方式,证明朝鲜承接了明朝正统。正如吴庆元在《小华外史》中说的那样:“兴废系乎天时,义理根乎忍心,故天时或与人违,而义理无时可熄。今此中国之沦为夷狄,天时之舛也。尊周而攘夷,内华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历壬寅,皇统虽绝,其后四年已有我东建庙之议。遂设坛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于是乎已晦之日月复明于一隅青邱,既绝之皇统长存于数尺崇坛。则天意人心不归于此,而将奚适也”。[8]

二、民族意识结构

关于朝鲜王朝对满清统治的敌视和抵制,学界很多研究都从华夷观的角度寻找原因。华夷观与正统论密不可分,华夷之辨成为判别中国历代王朝是否 正统 的基 本原则,即 “夷狄之国为不正”。[1]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地理位置上将中国置于中心,外围的皆称为夷,出现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局面;在文化上,华夏文化是优于夷狄文化的先进文化,华夏的儒家文化可以影响甚至改造夷狄文化。夷狄文化为了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自觉地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浸染甚至改造。在朝鲜人心目中,朝鲜是夷,但却是不同于其他夷狄的“夷”,因为在接受华夏文化浸染的诸夷当中只有朝鲜完成了从夷到华的蜕变,“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唯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9]在满清入主中原后,朝鲜不仅仅强调自己是“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10]的“小中华”,而是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自居,“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素夷狄行乎夷狄,为圣为贤,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11]近代性理学家崔益铉有段跋文明晰地交代了朝鲜由夷到华的蜕变过程:

或曰吾东亦夷也。以夷事合于中国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春秋》之意也。况吾东箕子立国,革夷陋而为小中华,后虽中微,而贸贸始自高丽,已骎骎有用夏之渐,所以风俗好见称于朱子也。至于本朝则得复小中华,而崇祯以后,则天下欲寻中国文物者,舍吾东无可往,实所谓周礼在鲁也。[12]

在崔益铉的眼中,中华正统在满清王朝已不存在,而朝鲜在完成由夷到华的蜕变后成为中华正统唯一的承继者。

朝鲜除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外,更多地在“华夷观”中注入民族差异的内容。正像韩东育先生说的那样“华夷”理念给东亚地区带来过文明,也播撒下了“自民族中心主义”[13]的种子。秉持“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以自身族属的标准来判断他者族属,认为自身族属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都优于他者族属,对他者族属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并欠缺对他者族属的关心,对他者族属持有敌意。在朝鲜人的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只有汉族,无论契丹、蒙古还是女真都是夷狄之辈。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些非汉族统治下的王朝,朝鲜也是持排斥态度的。高丽太祖训诫“契丹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4]对于蒙古也是“猜忌莫甚,虽和之,不足以信之,则我朝之与好,非必出于本意”。[14]对于崛起于偏远建州的女真,朝鲜同样没有打破固有的偏见而是将其深深打上夷狄的烙印。

朝鲜与女真渊源很深,如果要给两者确定一种关系,那就是“不完备的封贡关系”。[15]因为女真向朝鲜贡献方物,而朝鲜对前来纳贡的女真首领和随从赐予官职,双方有朝贡册封的事实行为,符合“封贡关系”的基本条件。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而女真则是明朝边疆的少数民族,二者之间虽有朝贡册封之行为,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并且朝鲜对女真部落首领进行册封也是实施羁縻政策的一种手段,“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者,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16]朝鲜建立之初,太祖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1394年,太祖又授予前来朝贡的女真斡朵里部酋长万户、千户、百户等职位。后太祖又以斡朵里猛哥帖木儿为上护军,授庆源等处管军万户印。除了考虑女真作为“藩篱”的地缘政治因素外,朝鲜从军事、经济的角度与女真展开边境互市贸易。比如从女真输入马匹以补充军事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从女真贸来貂皮以满足朝鲜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朝鲜手里,是否开市、开什么市,完全出于对朝鲜自身需要的考虑。

女真部落在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温饱难以解决,于是建州卫李满柱、猛哥帖木儿、董山以及野人女真都曾多次亲自或者派人到朝鲜纳贡,以此获得朝鲜方面丰厚的回赐。在女真与朝鲜行朝贡册封之实的过程中,女真是受益的,所以也乐于接受朝鲜的羁縻政策。16世纪末,努尔哈赤抓住战机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但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程度仍远远落后于朝鲜。朝鲜对女真的态度仍然是存有偏见和鄙夷,但努尔哈赤的崛起引起了朝鲜的警觉。当女真势力强大后,也想尽快扭转与朝鲜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在发展双方关系时争取平等性。比如在壬辰倭乱之际,努尔哈赤统一的建州女真就曾联络朝鲜政府表达了要帮助朝鲜御倭的愿望,但朝鲜得此消息后却十分惊恐,认为努尔哈赤的示好是另有图谋,所以朝鲜宣祖国王委婉地予以拒绝。时隔不久,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努尔哈赤又向明朝表达了“愿拣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17]的愿望,朝鲜得此消息致书明朝,请求明朝禁止努尔哈赤出兵。

朝鲜不但拒绝了努尔哈赤援朝抗倭的好意,而且策划“借倭伐胡”。1593年,连年遭遇粮荒的女真易水部越境抢掠朝鲜民众财物,朝鲜派兵镇压,遭到了女真的顽强抵抗。正当朝鲜器械殆尽,御敌无策之际,朝鲜密发六镇兵马,以降倭为先锋突袭女真驻地,朝鲜对此不以为耻,反而认为一雪前耻。这种行为进一步激化了朝鲜与女真的矛盾,也充分展现了朝鲜严重的民族偏见。

努尔哈赤援朝抗倭的请求被拒绝,反而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经济、军事实力都大大提高。1616年,以赫图阿拉为首都,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这个以“小中华”自居并沾沾自喜的朝鲜王朝,在心理上将自己置于“小天朝”的中心,满足于“野人、倭人俱我藩篱,俱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或用为力,或用为声,不可以小弊拒却来附之心”[18]的虚荣。对“禽兽之性,非可以德化”[18]的女真建立的政权,朝鲜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即便经过“丁卯之役”、“丙子之役”,屈服于武力压迫与清朝建立起宗藩关系,但对这个“犬羊”之国的统治朝鲜是不予以承认的。他们对清人施以“胡”、“虏”、“犬豕”等侮蔑性称呼,并认为清人入主中原后使中原沦为腥膻污秽之地,尤其是清人下令改变冠服制度,无疑是对中华礼仪和正统的破坏,因为冠服可以“布文章、正等位、秩上下、裨贵贱”,[2]但清朝却要求“辫发左祍,服马蹄袖,戴绒帽”,[2]“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羯,莫克自异,天下之变极矣”。[2]《小华外史》的作者吴庆元自比胡铨、鲁仲连,以与夷狄为伍为耻,拒绝向满清统治低头,曾有如下言论:“皇纲不振,夷狄生心,羊狠狼贪,共噬中原。以我殿下之智,挟三韩之众,屈身卑心欲拜于禽兽之徒,而君臣不言其非,臣且痛之,宋主事金而胡铨争之,六国帝秦而鲁连耻之,臣今日之志不在胡铨鲁连之下”。[8]

对于这样的夷狄之国建立起来的政权,朝鲜王朝充满了诅咒和诋毁,总是希望它的统治早日败落。在这种思想感情的驱使下,朝鲜使臣担负起了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这其中自然交织着两条互相矛盾的路线:一条是尽量反映清朝国内现状的信息,另一条则是不可避免地夹杂在情报中的朝鲜使臣个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以满足对清朝固有的偏见,在这样的满足中,对清朝的仇视和鄙薄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此证明朝鲜自身的正统性和其软弱的合理性。朝鲜使臣认为清朝皇帝尤乐游宴、奢侈无度,清朝臣子无不行贿,再加上蒙古作变,他们断定清王朝即将败落,还分析康熙皇帝对待汉族的苛政,判断清王朝所存的危机,甚至将种种“天变”看成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征兆。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清朝即将灭亡的情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怀疑,反而被朝鲜君臣津津乐道。对满清的深深厌恶以及敢怒不敢言的无耐使朝鲜人固执地将邪恶、灭亡和清王朝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满足了朝鲜不正常的政治心理需要。

三、复仇意识结构

除却受春秋大一统思想影响的正统论意识以及灌注进“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夷狄情结外,朝鲜人对满清人还有着刻骨的仇恨。这固然与皇太极丁卯、丙子两征朝鲜,迫使朝鲜与之订立城下之盟,以武力征服的手段与朝鲜确立宗藩关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使朝鲜人受到重创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三田渡盟约之后,清军长达两个半月的滞留,任意抢掠,俘虏了不少朝鲜人,后又将这些“战利品”在沈阳拍卖,这更增加了朝鲜对清朝的仇恨,以至于孝宗国王要“替天行道”,积极主张北伐,朝鲜人甚至对吴三桂的叛乱、郑经的反清活动都抱有幻想。如果要对这种行为找到理论依据的话,那就是在春秋时期复仇的责任和理念累积演变下经《春秋公羊传》的阐发而逐渐形成的系统化的“大复仇”学说。

《春秋》“大复仇”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北宋徽钦二帝被俘,赵宋政权南渡的情况下,汉儒极力倡导复仇乃春秋大义。南宋也始终没有摆脱金的蹂躏践踏,攘夷的大旗在南宋也始终被高举。朱熹就曾数次上书讲复仇攘夷,“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转出于一己之私也。恭维国家之与北虏,乃陵庙之仇,言之痛切,有 者,其 明矣”。[19]对于金兵俘虏徽钦二帝这种不共戴天之仇,决不可通过议和来解决,而是“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致胜”,要“内修政事,外攘夷狄”。[19]《春秋》“大复仇”学说以及朱熹复仇雪耻的主张深深影响着朝鲜人。曾遭遇康熙朝文字狱迫害的戴名世在笔记《八月庚申及其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中说:“今夫《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报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也;其次,力不能报,而报之不克而死,最下则忘之,又最下则事之矣。”[20]正是基于这种复仇意识,朝鲜人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夷虏”之人建立的王朝进行报复。

随昭显世子入质于沈阳的凤林大君(后来的孝宗国王),“及入燕,清人以金玉、彩帛遗昭显及王(指凤林大君),王独不受,颇以我人之俘虏者代之”,[21]他主动与清人划分界限,不像昭显世子那样用声色犬马磨光了自己对清人的仇恨,而是隐藏自己的反抗情感。他不轻易接受对方的馈赠,也没有因为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礼遇和册封而改变对清朝的态度,反而对清朝充满了仇恨。孝宗国王“诞降之夕,彩云呈瑞。既生九岁而遭丁卯之难。十七岁而母大妃薨,哭泣悲哀,庭中不忍闻。十八岁而遭丙子之难,入于江华。十九岁而丁丑正月,得朝仁祖于南汉之城下,仍质于沈阳。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关,又南至于锦州卫、松山堡,见诸败将。又东至于铁岭卫、开原卫,又东北至女奚部,凿玄冰丈余而饮其水。二十六岁而居北八年,始东归。未数月旋入燕山,见京邑灰烬。二十七岁乙酉自燕山归国。前后二十七年之间,天之忧戚玉成者靡所不至”。[22]八年的质子生涯和坎坷经历使孝宗对清朝的仇恨是刻骨的。这位皇帝在朝鲜“义理派”的挟持下,逐渐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孝宗为“北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位之初就大量启用新人,斥退亲清旧臣,并积极扩军备战,御营厅军和禁军数量都有所增加,并针对对清作战特点将其改为骑兵,改造原有武器装备,盗卖硫磺,增加战斗实力,并加强边塞防御体系。孝 “申 大义”,[22]曾在与心腹大臣宋时烈密谈中提到:

大义既明,虽使社稷灭亡亦有光于天下万世,何愧之有哉?天意于我不邈然,庶无灭亡之虞也。……群臣无可与谋事者,余今年且四十余矣,十年之中大事不成,则寡人志气寝衰,虽欲平定中原不可得也。卿宜兴同志之士密谋之。[22]

此番密谈还未付诸实践就伴随着孝宗的次年离世而消歇了,但却反映出孝宗强烈的复仇心态。

肃宗国王即位之时,清朝发生了三藩叛乱,朝鲜君臣又认为此时是复仇雪恨的大好时机,已经渐渐消声的“胡五百年之运”的反清意识再次得到强化。尹鑴也是北伐的积极倡导者,显宗在位时就曾慷慨激昂,上密疏建议显宗“替天行道”:

臣闻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福;持天下之义者,必受天下之名。其道在因时乘势,审其机而亟图之。

呜呼!丙丁之事,天不吊我,禽兽逼人,栖我于会 稽,厄 城,虔 子,毁 衣冠———当是时,我先王忍一死为宗社,捐一耻为万姓;而沬血饮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于今,天道累周,人心愤盈矣!

今日北方之闻虽不可详,丑类之窃居已久,华夏之怨怒方兴。吴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郑窥于东。剃发遗民,叩胸吞身,不忘思汉之心。侧听风飚之响,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

我以邻比之邦,处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而不于此时兴一旅,驰一檄,为天下偈,以披其势,震其心,与共天下之忧,以扶天下之义,则不徒操刀不割,抚机不发之为可惜。实恐我圣上其承之心,无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辞于天下万世矣![23]

尹鑴此封密函反映出其特有的思想感情结构:将满清人视为“禽兽”、“丑类”,这些“禽兽”非中华正统,而是“窃据”,对丙、丁之事耿耿于怀。清朝国内的不稳定,使这些具有儒家惯性反应模式的“义理派”不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显宗国王有鉴于孝宗反清的不了了之,始终没有反清的行动。

肃宗即位之初,尹鑴又上疏申明复仇雪耻大义。他将兴兵北伐、渡海通郑、与北绝和视为国家面临的三件大事。即便耿精忠、尚之信都已纷纷投降,尹鑴仍然鼓动肃宗北伐:“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 众,乘 捣,则 日也”。[24]

正当肃宗国王和朝臣认为清朝天下将乱而寄希望于吴三桂时,这个十几天前才称帝改元,以衡州为定天府的吴三桂还没来得及北向,就死于永兴了。于是朝鲜“义理派”和“主和派”又寄希望于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朝鲜人希望郑经和对马岛的反清联合舰队可以形成,领议政许积甚至下令为日本人和郑经利用济州这样的口岸提供方便,两方的舰队或联络人员可在此休息、取得补给,“既捉汉人,则不可入送北京”,[24]并对遭遇困难的人提供帮助,甚至“惟故失一船,容彼窃吉,佯若不知可也”。[24]肃宗国王对许积的命令照准。这样做,朝鲜朝廷是很被动的。如果将济州的情况如实向清廷报告,那么清廷定会要求把斥清分子递解回国,这是朝鲜君臣不愿为之的,如果对入济州的汉人和日本人置之不理,那么清朝方面的“勘罪”麻烦会接踵而至。事实上对济州海面的情况,清朝方面是知晓的,比如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清朝派使者二人曾到朝鲜颁布诏书,传达兵部、礼部风议,并明言如果朝鲜有请求发兵的请求,清朝的精兵朝发夕至。朝鲜对此感到忐忑,因为此次清使颁诏很可能是清朝对朝鲜暗通郑经的警告。

清朝成功平定三藩之乱,并成功收复了台湾,使郑氏坚持了六十多年的反清复明大计化为泡影。朝鲜也不得不从“胡无百年运”、“不久将亡”的幻境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这个正在中国每一个角落发挥作用的满清王朝。在“天朝礼制体系”下恪守番邦之礼。但即便如此,复仇的心态和反清的情绪一直留存在朝鲜人心中。

四、结语

我们常谈到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包含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朝鲜王朝对清观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影响着朝鲜王朝各个时期的对清政策。儒家的春秋正统观、大复仇观与朝鲜的民族意识交织在一起,内化为朝鲜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正统意识的支配下,朝鲜君臣通过筑坛建庙、祭祀明朝皇帝、优待明朝人后裔、尊崇祭祀中国的忠臣义士、珍视明朝的旧物旧制、编修各种史书等方式凸显其正统意识,对奉行清朝正朔始终不是心甘情愿。在民族意识支配下,对“禽兽之性,非可以德化”的女真建立的政权,朝鲜在心理上不予以接受,并固执地将邪恶、灭亡和清王朝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以满足其不正常的政治心理需要。在《春秋》“大复仇”学说的影响下,朝鲜期待一次又一次机会:孝宗计划北伐,肃宗时期北伐论再次被强化。虽然清朝的统一和强大使朝鲜一个又一个复仇幻梦化为泡影,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调整心态,从而调整对清政策,但这个调整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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