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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704年:蒲松龄身历的灾荒与他的生活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522 更新时间:2014-10-7
 

1703-1704年:蒲松龄身历的灾荒与他的生活

王昕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期第138145

【作者简介】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17031704发生在蒲松龄家乡的灾荒,在他的诗文中被完整、充分地记录下来。这种日常状态下的记录方式,以下层寒士的视角提供了灾荒叙事的丰富细节和生存理性。同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蒲松龄的生活状况与个人心态。他的生活物质背景如三十口的家累、没有保障的农村生活、粗糙的果腹之食、消耗粮食的饮酒爱好等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聊斋志异》艺术世界的构建方式和个性特点。此时,衰老的身体使他对塾师和科举的奔波产生了厌倦,其文风也由早年的绮丽趋于直白与率真。【关 键 词】灾荒/蒲松龄/生活/物质背景


    
蒲松龄的诗歌在清代诸家中籍籍无名,却因和《聊斋志异》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成为我们理解作家生活、心态和艺术世界的重要线索。蒲松龄是已知小说家中存留资料最全面的——小说、诗赋、文章、俚曲,真正地雅俗并存,形态多样,这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全面理解。本文拟以17031704年蒲松龄的创作为中心,分析农村的自然灾荒和民生的困苦如何影响了其创作的风格与基调。
    1703
年,清康熙四十二,农历癸未,蒲松龄的家乡千古苛灾一时遭,在接连的两三年里,涝灾、旱灾、虫灾反复而至,盗贼横起,人民流亡。这时,64岁的蒲松龄尚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毕家为塾师,一家三十口陷于荒年的煎熬之中,蒲松龄以一位乡绅和农人的视角,将他亲历的这场灾异和其间的缁川人民的无望与抗争一一记录下来。蒲松龄对这场灾害的极度关注,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此时他进入了创作的末期,目光更多地转向乡土,写农事家居生活的诗、通俗杂曲,编撰农书成为主要的创作。功名意气渐变为救世婆心,显示了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
    
一 灾情
    
据《清史稿》志十七记载的1703年大的灾情有:四十二年五月,庆云霪雨,三旬不止。六月,东明、定州霪雨三旬不止;霑化霪雨连日,漂没民舍无算;高苑霪雨六十日;昌邑、掖县霪雨害稼;高密霪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霪雨四十馀昼夜,民舍倾圮无算;濰县、平度霪雨害稼。四十三年六月,沂州大雨;兴安大雨,漂没田庐。”①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志》载:康熙四十二年春,大水、饥,免田赋。
    
蒲松龄在17031704两年间,几乎是用全部的精力和情感关注家乡的灾荒,这在文学史和蒲松龄个人生命史上都是一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件。癸未年,蒲松龄的诗歌是以《四月十八日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本文所引蒲松龄诗歌均出自《蒲松龄集》中的《聊斋诗集》,不另出注)的七古开始的。奂山是淄川城西北的一座小山,淄川当地名胜,也是蒲松龄离家赴馆和到济南乡试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已往来几十年。蒲笏是蒲松龄的第三子,这次应该是由他送父亲到毕家的。在奂山蒲松龄遭到了突然而来的巨雷、冰雹和狂风,霹雳震谷裂空山,碎雹弹射千冰丸。风吹岗平拔老树,横如百尺蛟龙蟠。”②蒲松龄在马上一步一咫惴惴而过,已是泪下汍澜,对自己冒风雨、冲寒暑的白首奔驰生涯颇为自伤,却未预见到这场风雹是一系列天灾的前奏。《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写到:癸未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垅中清流虢虢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霪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从旱灾论到物价,方今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缾罍虞。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垅无。癸未这一年主要是旱灾和蜚害。有《十三夜微雨,俗占雨云,重阳不雨盼十三,感而作此》诗,言微雨不解旱灾,有九十县灾忧谷贵之句,下面是《蜚虫害稼》。《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甚详:先是粮价腾贵,腊月将尽时,麦梁斗七百,菽粟五百。后来到了升粟百钱,一斗千钱的样子。人们靠糠充饥,县里开了糠市,人如蚁聚,填塞道路(《糠市》)。到了甲申年初,人情更加骚动不安,饥饿的人们开始盗取耕牛煮食,外出乞食的男子们连糠秕也要不到,家中饥饿的妇姑则把刚出苗的麦茎生生地拔出来吃掉;村庄田野里的老鼠麻雀被搜罗净尽,榆树皮剥掠一空,遥望白森森地一片,可称玉树成林,杨柳和槐树的枝叶都被拔秃了。淄川境内弥望无青草,人们连榆屑、蓬菜也吃不到。于是开始鬻儿卖妇,垂髫女才易斗粟,到后来则一个小儿只能换一斗糠。然后是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寇盗乱如尘。”(《离乱》)“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社会秩序近乎崩溃。然后是流民道馑无人瘗,亲人行矣不顾,任其尸横路衢,无呜哭者。行善者掘深井纳尸其中,既满复掘,概十余井,尤未已也。还有货人肉者,价钱只有羊肉的十分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罈,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
    
蒲松龄为方志中语焉不详的灾荒提供了生动的过程和细节。如旱灾中的几次雨雪,豆子的薄收、黍米小获等细节,都是以自身的感受和关切的角度来记录下来的。这种朴实不事雕琢的诗歌,虽不免题材的重复和琐细,但连续下来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日常状态下发展、延续的灾难。在日常状态,就没有激情鼓荡,没有巧遇、传奇和天佑善人、福善祸淫之类的传奇志怪内容。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创作的另一面:生存问题的理性压倒了万物有灵的温情,对现实的严酷描摹和他构建聊斋世界的诗性逻辑是如此的不同。
    
二 蒲松龄荒年里的生活
    
经过两年的灾荒,蒲松龄本人已是深睛如瘦鶻忧愁伤肌骨。甲申年的秋天,蒲松龄写了这首《故人惊憔悴》,讲到了家中状况:麦秋无颗粒,妇子采薇蕨。今复无秋成,雀鼠尽罗掘。《偶成》中写珠为饭颗桂为薪,妇厌糟糠未是贫。窗外风声寒起粟,廉中炉火暖生尘。野菜、雀鼠和糠粃帮助他们度过了荒年,全家总算得以保全。蒲松龄这两年的行踪和状况如下:
    (
)行踪
    1.
济南。如上文所说,蒲松龄在此期间还在毕家作塾师,这使他本人避免了挨饿。1704年五月蒲松龄去了一次济南,是为了献《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去的。蒲松龄的救荒策,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沿途却看到了比故乡凄惨的灾情:《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缁人也》: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驂惊;《饭肆》: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等。
    
本年蒲松龄写诗在灾荒主题之外,还有督促儿子和学生揣摩文字,求取功名的《儿笏》和《试牍》。癸未和甲申两年都不是乡试的年份,而在之前的1702壬午年和之后的1705乙酉年,蒲松龄都循例带着儿孙和学生一起到济南应试。如壬午年写的《客邸》、《客秋》,乙酉年有《客邸晨炊》、《阴雨连朝》等。蒲松龄从19岁在济南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入泮后,几乎每隔三年都要到济南应考,后来还要和子孙一同应考。淄川距济南只有一百多公里,需一两天的路程,如《二月十五赴郡,作钝蹇行》写从西铺毕家到济南只有八十余里,乘马一天可到。到了济南需租房备考,蒲松龄的大部分客邸诗,都是在济南应试时所作。除蒲笏、蒲筠二子外,同时应考的应该还有二子蒲篪、孙蒲立德,蒲篪年年被放还,到蒲松龄去世时也未曾进学。入泮的二子则还要应三年一次的乡试,想到他们以后也要像自己一样,为应考次次奔波,饱尝筹集资斧的艰辛、下第后向隅而泣的痛苦,身为父亲的蒲松龄不禁为他们感叹:无底愁囊今始入。”(《四月十八,喜笏、筠入泮》)
    2.
西铺。从四十岁到七十岁,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坐馆三十年,条件较为优厚,主宾之间情感融洽。蒲松龄曾用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形容彼此的感情,他甚至还曾有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的想法。(《赠毕子韦仲》)这一年蒲松龄唯一的一次欢饮是在毕家的石隐园,荒年酒贵沽不易,一瓻三百青铜钱。”“老夫倾觞为大叫,顿忘晨灶无炊烟。”(《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同时,蒲松龄对这种奔波生涯的厌倦也在逐渐积累。那种奔波的疲敝倦怠和垂老倦飞恋茅蘅”(《斗室》)的心态在《四月十八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归途大风》等诗中表露无遗。《十六日途中,得灰字》十年驴背奂山道,不记经由第几回白首奔驰尚贫窭,青鞋踪迹转疑猜。布袍萧索冲寒苦,游兴阑珊意久灰。”“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虽然受到了相对优厚的待遇,蒲松龄还是无法改变他的命运。
    
三 蒲松龄的生活细节
    (
)蒲松龄的农人身份。
    
蒲松龄在康熙初年兄弟析箸时,得田二十亩,荞五斗,粟三斗,农场老屋三间,家口只有妻子和长子蒲箬。近四十年后,这个小家庭繁衍到三十口人,因食指繁多,起屋增田,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盖满了房子。为了子女婚嫁,岁岁营构,土木奁粧之费都是很大的负担。同时,蒲松龄的兄弟皆赤贫,时常向其假贷。蒲松龄的季弟蒲鹤龄,性颇娇惰,常年依靠他的扶助,大约在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就因鹤龄的告贷,写了《寄弟》一诗,陈述饥荒之年,自家人口众多,难顾兄弟的苦衷。据蒲箬《祭父文》也讲到这位叔父荡析离居,家中多口需要赡养的境况。这些家累使得六十余岁的蒲松龄还要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一直到他七十岁撤帐归家。
    
蒲松龄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九月晦日东归》)也就是说,坐馆期间他一年固定有五次回家的机会,想来是参加农田里的劳作,在其青壮年时尤其如此。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每到农忙时节他都会归家(《麦秋旋里》,丁亥),在六十多岁时还要躬耕田亩(1704年的《重阳前一日作》)垅稼至芟终望雨,肩锄才释便啼饥之句)。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老年曾有一二仆人,有了用于出佃的五十亩养老田之外,蒲松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自有土地、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的自耕农。作为塾师只是家庭经济的辅助,虽然他在《咏史》中借诸葛亮的事迹表达了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的志向,但他家庭还是以田地和务农为本。蒲松龄和家人要自己在田里耕种,获取糊口之食的情形在寒士阶层很普遍。在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士亦多识耕乾隆《林县志》载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北方普遍粮食产量低下,二十亩地糊口尚且不足,自然当不上出租田地的地主。从他的诗文看,蒲松龄一家的生计主要依靠地里收成,故时时关注着旱涝变化,一有风吹草动,即随之忧喜恐惧,与农人并无两样。如《四月初七喜雨》早起下雨,马上想到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
    (
)经济与生活的细节。
    
蒲松龄的一生都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直到70岁撤帐归家才享受到了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温饱生活。这种窘迫的生活和自耕农身份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诗文详细地记录了他一生经济状况的起伏,不需研究者仔细地搜求,我们就可以在诗集中发现他的生活细微的变化。古代文人在书信、日记等私人化的写作中涉及个人经济状况比较常见,诗文只是偶尔提及这些生活琐事。因为贫穷、饥饿这些私人化的问题如果不经艺术化、典故化的处理,难以上升到诗意的美。虽有唐代苦吟诗人的啼饥号寒之诗和陆游等的戏贫诗为学习的典范,蒲松龄的诗歌却是更为平和质朴地反映他的生活与心境。在17031704年的诗作中,反映蒲松龄个人生活的突出细节有二:
    1.
饥饿与清贫。糊口之计是压迫了蒲松龄一生的心头大患。丰岁时将野菜挑丰岁不免缾罍虞是蒲松龄诗集中常见的话题,想来并不夸张。在灾荒之年呢,野菜、鼠雀还有秕糠都是家人的食物。除了在西铺毕家,蒲松龄和家人似乎始终不免饭粗粝,乃至掺糠菜为食的低水平生活。他的《与两兄共话》感叹贫贱能伤人,兹言理所有。室人叹于侧,儿女啼其后。”⑥这是中年时的真实状况。到了晚年,依然还要看天吃饭,以各种野菜干粮为食,勉度饥荒,所谓屑榆挑菜延夏秋溲合菽粟备乾餱(《祝年词》)那些天行害稼俭不收,粥食腊尽缾罍羞。麦苗焦毙仰屋愁,年年望雨穿两眸的情境和年轻时的哀叹毫无改变。
    2.
饮酒。饥荒之年几乎使蒲松龄断酒。所谓凶年禁酒沽,酒贵苦囊涩(《又寄王玉斧》荒年酒贵沽不易”(《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饮断荒年益一痴”(《重阳前一日作》)“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且徘徊。”(《赠别邱行素》)
    
蒲松龄的好酒,在其诗词和《聊斋志异》中几乎贯穿始终,在存世的一千余首诗词中,写到饮酒的有二百一十首左右,占了五分之一。这使我们注意到蒲松龄确实是一生好酒。他喜独酌独饮:细雨滴空庭,独饮不成醉”(《秋夜雨》);更喜和朋友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朋友欲去则殷勤挽留: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切徘徊”(《赠别邱行素》),酒能唤起胸中豪兴,忘却愁苦:愁人拟向醉乡逃”(《独酌》)“直将卯后三杯酒,洗却胸头万斛尘”(斋中与希梅薄饮)斗酒破忧悯”(《敛毕》)。既有文人式的载酒笑傲,也有农家乐式的欢聚:秋收后和田舍邻人携酒相欢,各道秋成,下雪天拥衾在床,和儿孙们吃煮豆腐喝酸酒。饮酒是他的嗜好。对嗜酒者多有宥词,对酒后的张狂豪兴描摹真切。
    
对酒的喜爱使他忘却了荒年的生计和经济的愁苦:亩田无斗黍,今岁一酿艰”(《敛毕》,不惜强典春衣买醉乡”(《东归》)酿酒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在糊口都很艰难的蒲家,因为他的好酒似乎也有小的矛盾。如他和家人儿子之间就曾为种黍秫酿酒问题产生分歧:《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中有遂以牵萝烦德耀,徒将种秫问罗端。梁鸿妻孟光字德曜,罗端当为雍端,指陶渊明二子陶份和陶佚,此处代之妻子和儿子。蒲松龄常年在外,家务和农事都交给妻子和儿子,大概儿子以全家口粮为重,不愿多种黍秫一类酿酒粮,故蒲松龄屡屡要儿子种黍;《示儿》中有肥地无多犹种黍,荒庭虽隘亦栽花;当甲申大灾之年,蒲家犹种黍一亩,且收成不错:经岁惟存黍一亩,俗农悔不似渊明”(《见刈黍,慨然怀靖节》)。同年的《遣怀》又为明年种黍之计打算: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襟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可见嗜酒确实是他一生的爱好。饮酒这个爱好,可以见出蒲松龄性格中天真任性的成分。
    
蒲松龄的清贫与好酒,在其饥荒之年的诗作中也清楚地展现出来,这种超然、率真的本性正是一种耽于自我的诗人气质,对我们理解他的是有帮助的。
    
四 灾荒贫困与《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发生在17031704年的灾荒,在年迈的蒲松龄笔下得到全面的展现,这时他已是垂翅已倦飞,思归卧蓬藋”(《答毕振叔》),渐渐失去了对科举、对上层文人交际圈的兴趣与渴望,视野也回归乡土。这使他的诗风同青壮年时期有很大的变化。蒲松龄早年的诗风是走浪漫抒情的一路,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九月晦日东归》)⑧,诗中尤多熔铸李贺的诗境与诗句,如《秋闺,拟李长吉》、《马嵬坡拟李长吉》、《独酌》中半生粉蠹争膏火,一枕长松捲夜涛;《慰历友丧偶》欛树已荒风送雨,鬼灯如漆夜迎人等等,这些荒幻意境和色彩丰富的辞藻是聊斋小说的底色、基础和练兵场但是到了晚年,这些唐诗的旖旎藻彩就是淡化了。我们看他17031704年的纪灾诗,已是繁华落尽,露出朴实的本色。这种对环境和乡土的关注与直白地表现,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聊斋志异》那些华艳凄美故事的物质背景。
    
一是饥荒贫瘠,物质匮乏。在蒲松龄的诗文中荒年的忧叹和口粮不续的担心始终存在,并不限于这场灾荒。如他自己所说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甁罍虞,北方旱地的农获所得十分菲薄。据研究者的统计,清代山东全省综合起来每市亩耕地年产粗细粮约在140斤上下,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蒲松龄的愿望是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科头栖旧庐”(《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先不论他实现了没有,百亩之田对三十口家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均不到4亩的口粮田。自战国时期李悝就提出人均4亩才达到温饱线,清代张履祥和洪亮吉也认为人均4亩方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稍遇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11)蒲松龄《寄弟》诗这样描述其生存境况:我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蹻,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蒲松龄的这段话和现代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2)这些令人忧惧的灭顶细浪,在蒲松龄的生活中似乎从未止息。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下层寒士或者小自耕农的经济困境,靠天吃饭,旱涝虫灾,各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危及其生存。换而言之,乡村社会普遍的饥荒阴影和粗粝的食物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一边构建着书生与妖女的唯美幻境,一面紧张着现实中的天灾人祸。他的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藜藿士,腹中无异粮。”“枵腹待秋成谷苗已焦卷(《忧荒》)“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王长人园中讌集,因怀如水》)甕米将空”(《东归》)苦贫家易弃、《西成》谁谓今年丰,淫雨伤我谷以及《日中饭》中眼见甕中儋石无多,子女争食麦粥的心酸,这些是弥散在聊斋艺术世界和其读者中的现实底色。那些穷困的书生和有艳福的农人,其实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草丛、坟墓、荒斋里有精灵、有艳遇。这和唐宋士人所写的传奇是不同的,他们在山程水驿、陌生的世界里探险,或者把熟悉的教坊里曲陌生化为仙鬼世界,如《游仙窟》、《周秦行纪》一类故事,和《聊斋志异》的贫瘠背景是不一样的。
    
以上的论述与梳理试图突出蒲松龄的个人特性和乡土气质,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聊斋世界的构成或许有些许的启发。因为蒲松龄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聊斋故事的影响研究已较充分,故本文只从以下两点来谈。
    1.
蒲松龄的饮酒与其创作。《聊斋志异》的五百余篇小说中,涉及饮酒的情节和人物的有一百八十篇左右,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梳理他的文献或者故事渊源之外,是否应从蒲松龄本人的偏好入手,庶几能得其本心。如《酒虫》一篇,写刘氏嗜酒,每独酌则尽一甕,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有番僧说他腹中有酒虫,为之取出,此虫是酒之精,甕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番僧乞虫而去,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研究者为这个故事找到唐宋乃至印度佛经中的渊源,如《五卷书》、唐代《宣室志》的陆颙腹生消面虫、《朝野佥载》崔爽腹中生嗜吃鱼脍的怪物等,认为小说就是以胡人识宝母题的构思框架营构的。而其中,又交织着宝失家败母题的神秘意蕴。”(13)但是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个人喜好和身份背景考虑进来,这个故事的个人与阶层意识也就很明显了。在篇末异史氏的评论,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用意: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联系上文蒲松龄屡屡在诗中嘱咐儿子种黍,肥地无多犹种黍”“徒将种秫问罗端的话,可知在口粮短缺的家庭里,饮酒是一项影响家人生活的沉重负担,而蒲松龄用小说中饮啄前定的话为自己的嗜酒解嘲和辩解,是一种颇有游戏色彩的创作态度。至于番僧取走酒虫,刘氏家贫的情节,更是典型的乡土价值观念体现。在乡村,机会只限于有限的、平面的土地,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14)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出不同于《五卷书》,不同于唐宋小说的样貌。
    
其他的饮酒题材也大多地具有蒲松龄嗜饮的印记和个人情趣。《酒友》中癖于麴蘖车生,结识了好饮酒的狐狸精,狐狸能预知旱涝,耕种无往不利,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这是多么契合蒲松龄身份与爱好的小农理想啊。再如《王六郎》、《陆判》写酒友的情谊,《酒狂》写一个酗酒无德的缪生,被捉到阎王那里依然至死不悟,终因使酒骂座而亡。有无名氏点评这一篇小说是戒酒文也,《沂水秀才》也把醉人歪缠列为不可耐事,但从蒲松龄嗜酒的爱好看,他似乎只是讨厌酒友中的颠酒贼而已。
    
总之,在了解了蒲松龄喜欢饮酒的个人喜好之后,我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蒲松龄这类小说题材与主题的私人性质,而这类个性化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2.
《聊斋志异》对女性的功利要求。在发生灾害的两年,蒲松龄写过两篇表彰女性的诗:《袁太君苦节诗》和《王烈妇》,从内容看似是应酬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袁太君苦节诗》,他特别从袁氏依靠劬劳十指,终夜纺绩,养儿抚姑周济邻人的才干这个角度予以表彰,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从本文试图还原的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看,那种旱涝蝗蝻,三载为灾的饥荒穷困的现实,使所有人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勉强挣扎,女性的才能和勤劳决定着一家的生计,是格外珍贵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小说最大的亮点,研究者将之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类比。其实在所有小说中,《聊斋志异》对女性才干、功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这个拔高一点说是尊崇女性,提高女性地位;而作者本意则是对女性能力的推崇。这是和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背景直接关联的。
    
首先,聊斋女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美,身材轻小,细美幽约,达到超现实的程度。像青凤,因为是狐狸,所以弱态生娇,可以提抱以归;红玉袅娜如随风欲去;云萝公主身为仙人,服色容光,映照四堵,身体的轻盈如婴儿,连衣服的重量也不堪忍受,恐压骨成劳。这些女性样貌的描写极大地满足男性的性别想象。对那些性与口腹同样饥饿的人来说,美貌与轻盈当然是最有用的性魅惑。
    
其次,性魅力之外,聊斋女性还能满足男性高雅的精神需求。云萝公主可以终日以棋枰、酒具为活,是因为别人为她承担着炊爨纺织的生计;孔生娶了美貌的松娘之后,还需要娇娜这样可以棋酒谈宴的腻友;还有连锁、白秋练式的酷嗜吟诗的鬼与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些技能在北方的乡村女子中确实不可求思,聊斋先生只好托以冥想
    
其三,描写女子的经济才能的,如《小二》、《黄英》、《阿纤》等等,已为大家所熟知。《诗经·氓》有言燕尔新婚,以我御穷,无力谋生家人是如此迫切地仰仗着女性的经济之才。像阿纤(《阿纤》)是老鼠精,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可为佳偶之外,人类得其为妻,来则富饶,去乃虚耗,阿纤不但昼夜绩织无停晷,且善聚集粮食,不数年,仓廪盈满,家大富。这个故事更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
    
其四,《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地方,往往也是出于物质现实的制约,不得已的变通之举。如所谓以性行侠的问题。《侠女》中的侠女用女性的身体为乏嗣的书生诞育后嗣,《霍女》中的霍氏以其绝美的姿色,诱惑富翁为她破家: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对穷苦书生则躬操家苦,劬劳家务而安于粗粝,又代谋婚姻子嗣,救苦拯溺唯恐不尽。这些在正统道德伦理看来,大逆不道的地方,往往是民间小传统,或者生存伦理的体现。
    
最后,令蒲松龄深恶痛绝的悍妇,如果能让浪子回头,也不失为砒霜类的毒药,自有用处。《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以弓刀对付败家的丈夫,自己持筹握算,日致丰盈,丈夫仰成而已。异史氏评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江城》中的悍妇一旦回头,即勤俭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
    
另外,17031704年间的灾荒,影响了蒲松龄的写作。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更为通俗的写作中。如通俗俚曲《磨难曲》第一回的[耍孩儿]“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麦子何曾见!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地平川,好似斑鸠跌了蛋。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正是这类灾荒的表现。1704甲申岁正月,蒲松龄编辑完成了《日用俗字》,为庄农家常日用所需的农业和养蚕知识,写了《庄农章第二》和《养蚕章第三》,1705年写了《农桑经》。儿子蒲箬说蒲松龄由写《聊斋志异》转向作俚曲、写《日用俗字》,是因为学士大夫之针砭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15)我们可以说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的坦率和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这是蒲松龄的灾荒书写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
《清史稿》卷17“灾异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②
《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第1819页。
    ④
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
    ⑤
参见李昌荣:《蒲松龄一生的经济状况》,《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1期。
    ⑥
蒲松龄:《与两兄共话》,见《聊斋诗集续录》,《蒲松龄集》,第693页。
    ⑦
蒲松龄:《早雪,与儿孙篘酒瀹腐》,《蒲松龄集》,第636页。
    ⑧
《聊斋诗集》,《九月晦日东归》第563页。
    ⑨
赵俪生:《论蒲松龄的诗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蒲松龄研究集刊》第3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⑩
李令福:《清代山东省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11)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第1卷第3号,19326月。
    (12)R. 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波士顿,1966,第77页。
    (13)
王立、刘卫英:《〈聊斋志异·酒虫〉文本渊源及其神秘信仰》,《〈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
    (14)
费孝通:《男女之间》,《费孝通游记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5)
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第1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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