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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305 更新时间:2014-11-20
 

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

阎守诚/李军

 

【原文出处】《晋阳学刊》(太原)200401期第8285

【作者简介】阎守诚(1942-),山西五台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李军(1976-),山东莱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级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 唐代政府文书、实际政治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具有燮理阴阳的职能;宰相在灾对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请求,以示谢过负责,但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出现变数;灾害对宰相的影响是考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

【关 键 词】宰相/燮理阴阳/灾害天谴说/避位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频繁的自然灾害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层面以及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宰相也不例外,他们的政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灾害降临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自然灾害对唐代宰相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唐代的政治活动。
    
  一
    
我国古代的灾害天谴说认为,自然灾害是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1]。谴告的对象,自然是上天之子——皇帝。因此,灾害发生,皇帝往往以避正殿、减膳、出宫女、祭天、祈雨祈晴、亲自虑囚等方式消弭灾害,承担责任。宰相作为皇帝的辅佐,政府首脑,理应代君受过,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汉唐宰相,对灾害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汉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2]。丙吉出巡不问杀人之事,仅问牛喘,一句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令百官叹服,以吉知大体”[3]。既然燮理阴阳,宰相之任也”[4],因阴阳不和而造成的灾异,宰相难逃其咎。因此,两汉因灾策免宰相之事,史不绝书。唐代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虽然也有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的职任,但唐代三公已不是位高权重的宰相,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于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5]。三公成为无具体职务的荣誉称衔。唐代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6]。宰相权位虽重,但在制度上燮理阴阳之职已经没有了,按理说,对灾害也不应负有责任,可见唐代宰相地位比汉代宰相有所下降。
    
但是,在唐代的政府文件、实际政治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有燮理阴阳的职能,依然要对灾害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唐代任免宰相的制文中,经常会看到宰相具有这种职能的明确叙述。如,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为使宰相蒋伸能爰去剧务,俾专缉熙,罢免了判户部之职,在制文中论及宰相时说:辅弼之任,陶钧为重,所以导阴阳而施化,相天地以成功。”[7]在其它制文中,燮调(和)阴阳导阴阳之和调四气以统和天人调阴阳而平经纬等词语叙述宰相职能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在制度上虽然宰相无燮理阴阳的职能,但在皇帝心目中,这种职能依然存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尝季秋出梨华示宰相以为祥,但宰相杜景佺却说:阴阳不相夺伦,渎即为灾……今草木黄落,而木复华,渎阴阳也。窃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亏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于是顿首请罪。武后夸奖道:真宰相”[8]。说明在武则天的意识中燮理阴阳是宰相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唐代的宰相常以燮理阴阳为己任。陆贽曾自我批评道:臣等任处台辅,职调阴阳,一物失宜,尸旷斯在,五行愆度,黜责何逃。”[9]白居易替宰相所上的贺表也是反复自责,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爕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之至。”[10]“自惭燮理无功;山川出云,实赖圣明有感。”[11]
    
唐代的一般官员也认为燮理阴阳是宰相的主要职责,德宗时,太子校书郎李观认为:宰相之官,阴阳之炉冶,天下之枢辖,贤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之人之所宜坐也。”[12]《旧唐书》卷115《郭承嘏传》云,唐文宗时,淮南诸道连年大旱,赋税难收,为增加国家收入,文宗命宰相分领度支、户部。门下省给事中郭承暇认为:宰相者,上调阴阳,下安黎庶,致君尧、舜,致时清平。俾之阅簿书,算缗帛,非所宜也。文宗深嘉之
    
在普通百姓心目中,宰相的职责也是燮理阴阳。中宗时,宰相杨再思就曾因闭坊祈晴而遭到责难。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雨,令我污行。’”[13]恰巧中书令杨再思路过,回答他道:汝牛自弱,不得独责宰相”[14]。闭坊门祈雨祈晴是唐代较为流行的一种弭灾方法,它同样是基于燮理阴阳的理念,但实际上毫无效果,甚至带来诸多不便。神龙元年(705)右卫骑曹宋务光就批评过这种做法: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15]。可见,在唐代民间对宰相燮理阴阳有广泛的共识。杨再思在面对百姓的抱怨时,也只能说:汝牛自弱,不得独责宰相
    
  二
    
虽然从制度上看,唐代宰相并无燮理阴阳的职任,但在唐人从皇帝到百姓,受秦汉以来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认为宰相有此职任。因此,每逢自然灾害,出现灾荒,处于辅佐之位的宰臣,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要求,以示谢过负责。仅举数例:
    
据史籍记载,唐代最早提出避位以禳灾的是长孙无忌。(永徽)三年(652)春正月癸亥,以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上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递减一等,徒以下咸宥之。……丙寅,太尉、赵国公无忌以旱请逊位,不许。”[16]
    
其后是张行成。永徽四年(653)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惧,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义。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赐宫女、黄金器,敕勿复辞。”[17]
    
神龙元年(705)秋,大水,右仆射唐休璟以霖雨为害,咎在主司,上表引汉代故事辞位,昔汉家故事,丞相以天灾免职。臣窃遇圣时,岂敢靦颜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门,冀移阴咎之征,复免夜行之眚”[18]。但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阴阳乖爽,事属在予,待罪私门,难依来表。寻迁中书令,充京师留守,俄加检校吏部尚书。”[19]
    
代宗大历年间,旱灾严重,特别是大历十二年(777)是岁,春夏旱,至秋八月雨”[20]。宰相常衮上乞让宰相表,也引用汉制说:伏以东汉之制,存乎旧史。或阴阳失节,水旱不时,必策免三公,励精百揆,盖以阳倡而不和,力薄而位崇,所以答天谴也。……伏乞解臣所职,更择良才,省致旱之由,求作霖之辅,则万姓咸赖,百谷用成。”[21]常衮虽有此请,但代宗并未同意。
    
在灾害将临时,宰相除请求避位禳灾外,还常会请求上天责罚,以承担过错。如开元十年(720)四月十四日,因天久旱,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张说奉敕祈雨于赤帝坛,祝文中说道:惟神临照,简择其心,降祸厥身,墜禄陨命,三臣当咎,足谢天责。”[22]
    
尽管唐代的宰相往往因灾请求避位,但几乎没有因此而被罢免,而且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对宰相加以挽留,和汉代常因灾策免宰相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还在于汉唐宰相制度有很大的变化。钱穆先生曾形象、通俗地说明了这一点: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23]汉代宰相位高权重,与皇权的矛盾尖锐,因灾策免宰相就成为君主削弱相权的手段之一。而唐代宰相权位已较汉代为轻,皇帝地位上升,基础稳固,相权始终处于君权控制之下,皇帝把灾害视为上天对自己的警示和惩罚,不把责任推到宰相身上,正是表明皇帝身份之崇高和特殊。因此,唐代宰相基本上没有因无法燮理阴阳而被罢免之事。由此,也可以从对待灾害的态度来印证汉唐宰相地位的变化。
    
  三
    
自然灾害发生,如水、旱、蝗、地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内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造成破坏,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各级政府当务之急是救灾、减灾。作为中央政府首脑的宰相,更要肩负重任,唐代宰相虽不至于在这种特殊时期因灾而被罢免,但他们的政治生涯却会因灾害而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灾害为普通官员批评谴责宰相提供机会。传统观念认为,灾害对政治过失的警示包括政局混乱、政策不当、吏治败坏等,也包括当政者个人的品行不端。宰相有燮理阴阳的重任,对政治过失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灾害发生时,往往会受到谴责。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四月,迁中书令,成为朝政的主要执掌者。在张九龄任宰相前后,水、旱、大风、地震等灾害不断。王冷然上书批评张九龄:其一,张九龄位居宰相,不能燮理阴阳,导致灾情严重,应受谴责。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怨相公也。其二,指责张九龄救灾不力,今人室如悬磐,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将不雨,公将如之何?其三,张九龄受皇帝赏赐金银锦衣,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人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这是斥责张九龄人品不端,爱财而不顾百姓。王冷然最后写道: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24]公然要求张九龄辞职。王冷然何许人也?正史无传,《唐才子传》云:王冷然,山东人。开元五年(717)裴耀卿下进士,授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将仕郎为文散官从九品下,太子校书郎为东宫官属,亦为从九品下。王冷然这样一个最低品级的官员,敢于上书批评宰相(不论其内容是否恰当,也不论是否有人指使),应该说自然灾害造成的特殊时期给了他机会。
    
二、灾害也为宰相调整人事、排斥异己提供了机会。开元十二年(724)六月,上以山东旱,命选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五人中崔沔便是为宰相张说所排斥,崔沔原为张说荐举为中书侍郎,但就任后,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25]《新唐书》卷129《崔沔传》也说:(崔沔)诏敕曹事,多所异同,说不悦,出为魏州刺史。
    
天宝十三载(754)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徵,命杨国忠精求端士。这给了杨国忠一个培植势力、排斥异己的机会。当时,杨国忠与安禄山争宠,矛盾尖锐。玄宗欲用兵部侍郎吉温,但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26]举荐了唯唯诺诺、和雅易制的韦见素为相[27]。韦见素所取代的原宰相陈希烈也是杨国忠的政敌,《旧唐书》卷97《陈希烈传》说:杨国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师。杨国忠还利用这次灾害,罢免了不依附他的京兆尹李岘。《旧唐书》卷112《李岘传》云: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这场雨灾波及的另一个受害者是扶风太守房琯。由于他讲了当地水灾的灾情,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28]可见杨国忠充分利用了这次水灾排斥异己。
    
三、安史之乱后,唐廷政治日益腐败,表现之一就是宰相之间,各树朋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在自然灾害发生的非常时期,成为朋党之间进行斗争的特殊契机,善于利用这一契机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往往会取得成功。
    
如德宗时期,杨炎、卢杞之争。陆贽说: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29]可见朋党之争的严重后果。建中元年七月,宰相杨炎用诬陷的卑劣手段害死已贬忠州的政敌刘晏,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杨炎只好用皇帝的名义推卸罪责,信息反馈到德宗,引起德宗极大的反感。建中二年(781)德宗任命阴险狡诈的卢杞为相,以制掣杨炎的权势,是年五月,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已、成德李惟岳起兵反唐,六月,山南东道梁崇义响应。但德宗久已准备削藩,成竹在胸,临危不乱,派出了各路平叛大军,其中,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受到杨炎的反对。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但受命出征的李希烈却因夏潦方壮,澶漫数百里而久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30]于是,杨炎被免去相职,到这年十月,卢杞再罗织罪名,放逐并害死了杨炎。卢杞能在数月间扳倒、并害死炙手可热的宰相杨炎,固然有德宗的授意和支持,但李希烈借口水灾拒不出兵,卢杞借口李希烈的不出兵免去了杨炎的相职,不能不说是巧妙的利用了灾害带来的契机。
    
陆贽是德宗时重臣,时称内相,后来因屡次条陈前宰相卢杞罪状,加上对德宗宠臣裴延龄的指斥,言事激烈,逐渐失去德宗的信任。贞元十一年(795)春,大旱,人情忧惴,裴延龄借机上奏诬告陆贽等人说: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恰巧数日后,上又幸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很难相信这不是裴延龄的刻意安排——德宗想起裴延龄的话,即时迴驾,下诏斥逐(陆)贽、(李)充、(张)滂、(李)铦等,朝廷中外惴恐”[31]。陆贽被免,也是以旱灾为契机。
    
再如牛李党争。武宗时,李德裕曾利用灾害对牛僧孺进行打击。《资治通鉴》卷246亦云:会昌元年(841)八月,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胡三省注曰: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废牛僧孺。
    
胡三省所注是事出有因的。中唐以后,汉水流域经常泛滥,襄州更是遭灾的重要地区。以《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记为例:长庆四年(824)“襄、均、复、郢四州汉水溢决。大和四年(830),山南东道大水害稼。大和五年(831),荆襄大水害稼。大和八年(834),襄州害稼。开成三年(838),襄州大水江、汉涨溢,坏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产殆尽。
    
可见,从长庆四年(824)至开成三年(838)十四年中,襄州一带共发生五次大规模的水灾。到会昌元年(841)再次出现了特大水灾。《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元年七月),襄郢江左大水。同书卷37《五行志》:会昌元年七月,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均州亦然。《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会昌元年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孙樵在《复召堰籍》也作了记载:会昌元年,汉波逾堤,陆走漂民,襄阳以渚。”[32]
    
前五次水灾,未见责罚地方军政长官。水灾发生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分别是柳公绰、窦易直、王起、裴度和李程。前四人在水灾过后离任时,均获提升,只有李程在水灾过后不久,于开成四年(839)卒于任上[33]。为什么唯独牛僧孺会因灾害而获罪呢?
    
李珏在《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云:公到襄州,……属大水坏居人庐舍,公以实上闻,仇家得以逞志,举两汉故事,坐灾异策免,降授太子少师。时议不平,……”[34]这个仇家当指李德裕。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云:会昌元年(841)秋七月,汉水溢堤入郭,自汉阳王张柬之一百五十岁后,水为最大。李太尉德裕挟维州事,曰修利不至,罢为太子少师。”[35]杜牧所指李德裕挟维州事,当为胡三省注中所言私怨。牛僧孺时为使相,虽不在朝,但有宰相的名分,因此,所指修利不至据两汉故事,坐灾策免等等,当为李德裕利用水灾为口实打击牛僧孺。
    
四、宦官干政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以宰相为首的朝官对此是不满和反对的,受宦官控制的皇帝也感到威胁,朝官和宦官的斗争也称南衙北司之争,灾害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契机。
    
唐代宗时,天下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深得代宗信任,除掌握禁军外,还兼任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权力很大,与宰相间矛盾很深。他曾经以水旱不时馈运困竭为由,在百官聚会朝堂时,公然要求宰相退位,当时,宰相俛首坐皆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挺身反击道: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相里造的驳斥,使鱼朝恩无言以对,只好愤愤地说:南衙朋党,且害我。”[36]
    
唐武宗时,宦官与宰相围绕灾害也展开了一场斗争。武宗在宰相李德裕的辅佐下,大力抑制宦官势力,常令政事皆出中书”[37],改变了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38]的局面,提高了南衙宰相的地位。权宦仇士良为了挽回颓势,利用会昌二年(842)四月久雨不止带来的经济困难,借口听到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39],鼓动禁军向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官发难。由于事系禁军,武宗只好亲自出面平息,对禁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禁军乃怗然。其结果是士良惶惑不自安”[40]。次年(843),仇土良去官,彻底失败。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给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也造成有利的时机。在灾害发生的非常时期,社会的动荡,会扬起政治的风浪,在风浪中,宰相们如何保存自己,巩固权力,打击政敌,是考验宰相政治智慧和能力的一道难题,也是我们观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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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唐大诏令集蒋伸罢判户部制:卷52[Z].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271.

    [8] 新唐书杜景俭传: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43.

    [9] 陆宣公集请遣使臣宣府州县遭水州县状:卷17[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76.

    [10] 全唐文为宰相贺雨表:卷666[Z].北京:中华书局,1983.6771.

    [11] 全唐文贺云生不见日蚀表:卷666[Z].北京:中华书局,1983.6772.

    [12] 全唐文上陆相公书:卷533[Z].北京:中华书局,1983.5418.

    [13] 旧唐书五行志:卷37[Z].北京:中华书局,1975.1363.

    [14] 新唐书杨再思传:卷90[Z].北京:中华书局,1975.4098.

    [15] 资治通鉴.神龙元年八月戊申条:卷208[Z].北京:中华书局,1956.6595.

    [16] 旧唐书:高宗纪上: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75.70.

    [17] 新唐书张行成传:卷104[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13.

    [18] 旧唐书五行志: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56.

    [19] 旧唐书唐休璟传:卷93[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80.

    [20] 旧唐书五行志: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59.

    [21] 全唐文久旱陈让相表:卷417[Z].北京:中华书局,1983.4263.

    [22] 全唐文奉敕赤帝坛祈雨文:卷233[Z].北京:中华书局,1983.2357.

    [23]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37.

    [24] 全唐文论荐书:卷294[Z].北京:中华书局,1983.29812983.

    [25] 资治通鉴:卷212[M].北京:中华书局,1956.6760.

    [26] 旧唐书韦见素传: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76.

    [27]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七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27.

    [28]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九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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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旧唐书武宗纪:卷18[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01.

  [40] 新唐书仇士良传:卷207[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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