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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煦卓: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影响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328 更新时间:2015-2-27
 

原文出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933页。

作者简介:郑煦卓(1979—),女,陕西西安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历史研究。1.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河西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 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始终保持着与清政府、西藏藏传佛教上层喇嘛的联系。清朝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取得了蒙藏民族对清政府统治的认同,藏传佛教成为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成为土尔扈特部和祖国联系的最紧密的纽带。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土尔扈特部东归重返祖国的事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清朝;藏传佛教;土尔扈特部;宗教政策

一、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新的统治者,巩固统治权就成为清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由地方政权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与蒙藏地区的关系也从入关前的互不统属,转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清朝入关后继续推行入关前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政策,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民族多居住于边疆地区,维系边疆地区的安定,是清政府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需要。因此,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争取蒙藏民族的向心力,在稳定边疆和对外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迁徙于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与清政府的长期联系,以及他们重返祖国的行动,也是清朝政府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一项重要内容。

10世纪时,佛教与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相结合而形成藏传佛教,在世俗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在西藏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元朝时期,设立“帝师”制度,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当时藏传佛教的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藏传佛教也传到了蒙古地区,但并没有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只在统治阶层中受到信奉。明朝初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进行宗教改革,格鲁派逐渐发展起来。16世纪后半期,由于蒙古封建主的信奉与推崇,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阶层民众中逐渐传播开来。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影响着蒙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所具有的影响,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中,大喇嘛经常充当使者,调解矛盾,传递信息,扮演着特殊角色。清朝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藏传佛教对蒙藏民族的政治影响有增无减,蒙藏民族尊崇达赖喇嘛,例如,清初喀尔喀各部的政治纠纷,往往都诉诸于达赖喇嘛,听从达赖喇嘛的裁决。正是因为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拥有的较高地位和政治影响,清政府对其一直采取推崇、优礼的政策,利用藏传佛教维系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朝宗室昭梿曾在《啸亭杂录》中说:“国家崇信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它阐明了清政府尊崇、利用藏传佛教的社会历史原因。利用藏传佛教首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巩固和加强清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是清政府的政治目的。清政府一方面通过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利用大喇嘛间接控制蒙藏世俗王公贵族,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喇嘛不存在嫡亲世袭的问题,清政府可通过指认呼毕勒罕(转世灵童),重新分配宗教权力,使得大喇嘛不容易形成传统的集团力量,从而能够更好地为清政府所用。

二、土尔扈特部落的宗教信仰

土尔扈特部是西蒙古(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卫拉特)四部之一。根据史料记载,土尔扈特人曾经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后来又信仰过景教、祅教、道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元朝,各种宗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同时并存,但由于元朝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帝师”制度的设立,藏传佛教势力发展很快,有专门的喇嘛到土尔扈特部落去讲经、传教。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了解宗教在统治中起到的作用,他们曾经“在林中信仰萨满教,被草原人征服之后,首领们在部落中专门设置了萨满教长来管理土尔扈特的萨满教事务。”[1]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土尔扈特部落首领逐渐接受藏传佛教的教义,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落上层中广为接受。明代,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广泛传播,土尔扈特人开始信仰藏传佛教。虽然原始宗教、萨满教仍存在于土尔扈特人的生活,但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其主要宗教信仰。

1628年,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在之后长达140年的时间里,藏传佛教仍然是该部落的主要宗教信仰。“1640年9月东西蒙古封建主在新疆塔城会盟,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子万里赴会。会议上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规定藏传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2]土尔扈特部落虽然远迁伏尔加河两岸,但其部落人民依然赴西藏熬茶、礼佛、朝觐,西藏的宗教政权也时常派喇嘛去土尔扈特部落讲经说法。藏传佛教逐渐深入到土尔扈特人心中,在部落中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1771年,土尔扈特东归的整个过程中,藏传佛教的喇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成为远在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和祖国联系的最紧密的纽带。

三、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落的影响

17世纪初,由于西蒙古四部联盟内部组织松散,随着各部自身实力的发展,无法维持内部平衡。当时和硕特汗拜巴噶斯任联盟首领,但到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准噶尔部哈喇忽剌势力增长,特别是哈喇忽剌的长子巴图尔珲台吉独立游牧以后,准噶尔部更加强大,严重威胁到拜巴噶斯的盟主地位。1625年,准噶尔台吉(哈喇忽剌之子)去世,因没有子嗣继承其属民和牲畜,其兄楚库尔与其弟拜巴吉什为争夺财产内讧,并波及到卫拉特各部,导致各部落之间的战乱。西蒙古内部不睦,为争夺牧地纷争不断。此外,1606年,俄国入侵卫拉特部的辖地巴拉宾地区,从1607年开始,俄国不断地派军队、使团要求卫拉特各部加入俄国国籍,引起各部落的不满,卫拉特各部严词拒绝,强烈反击。面对内忧外患,鄂尔勒克决定带领部落西迁,一方面寻求新的牧地,避免各部落之间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摆脱沙俄的不断侵扰。1628年,和鄂尔勒克率领本部落的属民以及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部落的属民,离开故乡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向西迁徙。1630年,土尔扈特部落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沿岸地区,在这里建立新的游牧汗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始终保持着与西蒙古各部、西藏藏传佛教上层喇嘛、清政府的联系。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的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西蒙古高僧札雅班第达,并邀请他去土尔扈特部传经说法,这是西迁后的土尔扈特部第一次和西藏藏传佛教喇嘛的联系。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卫拉特法典》规定藏传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1645年春,札雅班第达到土尔扈特部讲诵经典,广传佛法。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藏传佛教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土尔扈特人在思想上同祖国的联系。

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继位后,继承了和鄂尔勒克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集中汗权,他也意识到要抵制沙俄政府的控制,维持汗国的独立,清政府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也很重要。1646年,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拜谒达赖喇嘛。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的“汗”,但书库尔岱青并未称“汗”。同年(顺治三年),同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向清政府进表,“附名以达”[3]。又于顺治七年(1650年)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顺治十五年(1658年),书库尔岱青第二次赴藏礼佛。顺治年间,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熬茶、礼佛,借助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加强对部落的统治,使土尔扈特人在思想上与祖国联系紧密,这与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优礼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时期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的联系加强,得到了清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17世纪60年代,书库尔岱青成为土尔扈特汗国的最高首领,至此开始称“汗”。康熙六年(1667年)书库尔岱青去世,其子朋楚克继位,继续增强汗国的势力。康熙九年(1670年),朋楚克逝世,其长子阿玉奇继位。

阿玉奇执政后,与西藏的宗教联系十分频繁,先后数次派人去西藏礼佛,朝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690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4]频繁的朝佛活动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的传播与发展,加强了土尔扈特部与藏传佛教上层僧侣的联系,增强了土尔扈特部的政治地位,使部落走向繁荣的道路,同时也反映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的密切关系。17世纪-18世纪,准噶尔部逐渐控制天山南北后,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和西藏藏传佛教上层的联系曾被准噶尔阻断。但阿玉奇仍与清政府保持联系,并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积极参与清政府平定准噶尔的斗争。因为传统进京道路受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派使臣取道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等地,进京向清政府进贡,历时两年多,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方才到达北京,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同年六月,康熙派出以殷札纳为首使团与土尔扈特来使同行,访问土尔扈特,该使团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达土尔扈特部阿玉奇的驻地,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使臣向阿玉奇递交了康熙皇帝诏书,转达了康熙皇帝的问候,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同时询问,“达赖喇嘛可遣使往来否?”[5]探询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使臣回答,“达赖喇嘛不时遣使,我等来时,途中又遇达赖喇嘛使者。”[6]说明了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清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上层来往密切,加强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在宗教信仰、思想感情上的联系。阿玉奇向使臣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7]使团在土尔扈特部居留14天后返回,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抵京。土尔扈特部和清政府此次互派使团,友好往来,反映了土尔扈特部在阿玉奇时期与清政府保持表贡和臣属关系,为之后的民族团结和土尔扈特部东归奠定了基础。

阿玉奇去世后,策凌敦多克掌政,俄国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逐渐加强,取道俄国进京的道路也开始受阻。清政府为了解决准噶尔问题,改善对俄关系,同时谋求与土尔扈特部恢复联系。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派遣以侍郎托时为首的使团,以庆贺彼得二世继位为名,赴俄访问。同时派遣以副都统满泰为首的另一个使团同行,出访土尔扈特部。但由于俄国的限制,满泰使团先到达莫斯科,然后于雍正九年(1731年)五月到达土尔扈特部牧地附近,得到了盛情款待。策凌敦多克跪接了雍正皇帝的敕书,使团代表转达了雍正皇帝的问候。几乎与清政府遣使的同时,策凌敦多克派遣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赴西藏礼佛。这一使团于雍正九年(1731年)夏初到达北京,受到雍正的召见,雍正允许他们赴西藏熬茶、礼佛。第二年该使团返回北京向雍正皇帝汇报了礼佛的情况。由于当时与准噶尔关系紧张,雍正皇帝急于了解土尔扈特部情况,而满泰使团还未返京,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清政府决定又派遣内阁学士班弟、总管内务府大臣赖保等人组成使团出访土尔扈特部,但此次出使由于俄国的阻止,未能成行。满泰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外交上孤立西北准噶尔割据势力,联系土尔扈特部牵制准噶尔部。满泰使团的这次出使,尽管遇到俄国政府设置的一些障碍,但仍进一步加强了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的联系,取得了土尔扈特人对清政府的好感。

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祖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准噶尔部兴盛之后,成为清政府面对的最大边疆问题之一,同时也阻碍土尔扈特人前往西藏等处熬茶、礼佛,朝拜达赖喇嘛,成为土尔扈特部与祖国联系的一大障碍。康熙、雍正时期对土尔扈特部派遣使团,对争取土尔扈特部的归顺取得了成功,激发了土尔扈特人对故土的向往,并在对付和打击准噶尔部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继位。同年,软弱的策凌敦多克被俄国免去了汗位,由敦多克奥木巴执掌土尔扈特部政权。敦多克奥木巴同样奉行先辈与藏传佛教上层僧侣联系的方针。乾隆二年(1737年),派遣札木巴札木索率团到西藏礼佛,但由于使团办理了俄国护照,还有几名俄国人随行,蒙古土谢图汗根据清政府的命令,拒绝该使团入境,这次赴藏礼佛未能成行。

乾隆六年(1741年),敦多克达什执掌土尔扈特政权,在他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的控制,与清政府联系的愿望更加强烈,以期得到清政府的帮助。随着准噶尔部逐渐呈现败亡之势,敦多克达什对此密切关注,派遣吹札布等人去西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召见吹扎布一行,赐宴款待,并派官员护送去西藏礼佛。第二年,吹扎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土尔扈特部情况,吹扎布等人说:“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8]并希望清政府能谕令哈萨克,土尔扈特部以后取道哈萨克而来,不需绕路,免受俄国阻碍。准噶尔战争使得清政府同俄国的关系再度恶化,吹扎布出使之后,清政府和土尔扈特部的联系再一次断绝。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敦多克达什逝世,渥巴锡执政。俄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土尔扈特部的高压控制,想要完全制服这个部落,要他们对俄国俯首称臣。在政治上,不断削弱汗王的领导权;在思想上,迫使土尔扈特人放弃信仰藏传佛教,改为信仰东正教;在经济上,不断缩小土尔扈特部的游牧地,使土尔扈特的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甚至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等等。土尔扈特部的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情况,以渥巴锡为首的汗国首领们为了本民族的生存,经过认真思考,采取秘密措施,决定东归重返祖国,以摆脱沙俄的压迫。渥巴锡在俄执政期间,秘密散派了许多部落臣民赴藏礼佛,不断和藏传佛教喇嘛联系,有力地阻止了东正教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思想控制的企图,同时激起土尔扈特人对俄国的反抗情绪和东归祖国的愿望。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月,由于土尔扈特部决定东归的消息泄露,形势发生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土尔扈特人民在渥巴锡的带领下,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途,面对沙俄军队的追袭,土尔扈特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在七月中旬进入新疆境内,结束了东归的征程。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1771年7月27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之后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9]。还将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送来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尔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乾隆皇帝通过这件敕书,向土尔扈特首领说明了清政府的赦免、安置、宗教等政策,解除了他们的疑虑。

清政府拨专款采办牲畜、粮食、衣服等物资帮助归来的土尔扈特人,派官员勘查游牧地,妥善安置土尔扈特部众。乾隆于当年九月在热河接见渥巴锡一行,多次赏赐宴请。渥巴锡一行在承德期间,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各种盛典,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礼佛,参加大法会。乾隆皇帝亲自撰写《土尔扈特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立碑于普陀宗乘之庙内。

清朝政府把尊崇、优礼藏传佛教作为执政的一项重要政策,从入关前到全国统一,历代帝王一直坚持奉行。在清政府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处理边疆地区事务、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628年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生活,到1771年东归重返祖国,在长达140年的时间里,土尔扈特部的历代汗王多次亲自或派人去西藏熬茶、礼佛、朝见达赖喇嘛,从西藏迎请高僧到土尔扈特部落讲经说法,在部落驻地建立寺庙,使藏传佛教深入到每个土尔扈特人的心中,藏传佛教成为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而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意识、情感与清政府统治下国内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的思想意识是一致的。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上表朝贡给予积极的回应,对于土尔扈特部到西藏熬茶、礼佛采取支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土尔扈特部对清政府的信任。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人更是有力的精神支柱。在面对沙俄多方面的控制和压迫时,他们更容易接受清政权。清政府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取得了蒙藏民族对清政府统治的认同,在土尔扈特部东归重返祖国的事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策·达赖.蒙古萨满教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2.

[2]戈尔斯通斯基.蒙古卫拉特法典[A].土尔扈特部落史[C].张体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Z].

[4]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Z].

[5][6]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88.

[7]内达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J].马汝珩译.新疆大学学报,1981,(2).

[8]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3)·厄鲁特要略五[Z].

[9]清高宗实录(卷88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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