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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理性国家——孔飞力的国家观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360 更新时间:2015-2-28

刘拥华

   孔飞力先生研究中国的三部力作先后被译介到中国,200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接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年)以及《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年)的核心问题而来,尤其是《叛乱》中所提到的传统/现代国家合法性问题。三部作品之间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始终如一地探讨帝国的内在结构和知识资源对国家转型的深远影响,而非孤立地寻求外部因素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缘起。将三部作品关联起来分析,更能够体会到孔飞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始终是摆在多代人面前繁重的任务,这一任务至今没有完成,我们还处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任务无比艰巨。就此而言,孔飞力所提出和分析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甚至于,我们在孔飞力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迫切的心情,他希望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能够顺利展开并得以完成。

   肇始于清帝国晚期的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根本性议题”,但没有很好地回答和实践这些议题,在新的情势下,“根本性议题”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变化,但它所蕴含的根本主旨是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更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在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形势下,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被政治控制强制性地压制了,一个强大的政府被认为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孔飞力所看到的,“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①我们似乎对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有着内在的渴望,尤其在民族危亡面前,这种渴望就表现得空前高涨。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何谓国家依然不清楚。换句话说,20世纪所建构的中央集权国家,真的就是“现代国家”、真的就足够“强大”吗?

   如果一种中央集权是以消除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为前提的,那么,这就是一种基础狭隘的中央集权,它会时刻面临合法性的焦虑。一个国家需要足够强大,它要应付国际挑战、它要处理国内事务,它要治理庞大的人口和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对强大国家的渴求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同样认可的是,这个国家需要保护它的国民有自由的权利、能够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进行批评,在今天,这两者是能够、也应该统一起来的。并且,这种统一才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真正基础,缺乏任何一方,它的合法性就无法完成。国家的活动必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这一范围内的活动,国家必须足够强大。“因此,有必要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前者主要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②此一定义也正是从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而来“其对于为了施行秩序而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则称之为‘国家’。”③国家是通过“手段”、而非“目的”得以定义的。“现代政治的使命就是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制约,把国家的活动引向它所服务的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这一终极目标上,并把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原则下。”④因此,强大的国家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国家制定以及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能力非常之强。而国家的本质就是执法,即拥有委托一名身着制服、手持手枪的人去强迫人民遵守国家的法律这样一种最高权力⑤。而这正是孔飞力的关注点,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合法性的国家。”⑥

     就限制权力和寻求合法性的维度而言,《叫魂》提出了专断权力的问题,隐含着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去对专断权力予以限定的意识,但在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这一问题显然无法合理地回答。而在《叛乱》以及《现代国家》两书中,则对《叫魂》中提出的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做出了正面的回答。《叛乱》所提到的绅士名流以及地方自治,无疑是对专制权力的有效制约手段,甚至于地方名流成为地方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成为传统国家崩溃的标志,但这仅仅只限于地方名流的政治参与,还没有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这一问题在《现代国家》中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现代国家》要回答的恰恰是《叫魂》以及《叛乱》两书中来不及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即民众的政治参与议题,这一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具有“根本性地位”,是我们理解“consititution”的关键环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政治参与,已经突破了“文人中流”的范畴,发展到一般民众的层次,在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口号的主导下,“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民族危亡之下的悖论亦随之而来。

   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始终没有很好地予以处理的问题是理性国家和动员型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孔飞力所强调的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最终的结局不外乎是政治控制取代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成为国家建构的单一维度,这是动员型国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理性国蒙是指“把国家当作理性的组织系统,为达到其他目的而服务,其重点在于制度建设、权力平衡、保持稳定”,动员型国家则捣“倡导激进意识形态,广泛动员群众,国家代表着一系列终极价值,国家本身成为目标。”⑦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完成理性国家的建构,而处于理性国家与动员型国家的摇摆当中,不知向何处去。孔飞力亦认为,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往往偏离了“根本性议题”,贬低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重要性,我们用动员型国家取代了理性国家的建构,将国家引向了另一面。“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宪政主义的建制议题所要面对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并试图找到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⑧但中国的思想家们,往往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缺乏经验和过于理想化,使得地方自治无法真正地落到实处,理性国家的建构无法顺利完成。

   孔飞力始终认为,中国国家建构所依据的不是别人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国家建构的知识基础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到底如何理解这个论断呢?关键的一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念。现代国家建构最为核心的一点是政治参与,但孔飞力实际上想指出来的是,政治参与不是“文人中流”的责任,也不是萁他特定阶级的责任,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人民是行动的主体,具有行动能力和实践智慧,只有经由人民参与公共讨论,才能真正形成政治真理,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民的行动过程中。这在他对地方力量对专断权力影响的分析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无论是在《叛乱》、《叫魂》还是《现代国家》中,孔飞力都强调来自地方的对专制权力的限定,甚至于他还说,每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方式对权力的界限做出限定,这是很有见地的。而在他对帝国晚期团练以及地方自治的分析中,他对地方名流权力的扩张充满了期待,并以此作为近代到来的标志。但他并没有局限于特定人群,他的观念是,人民有能力和智慧去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根本性议题”,关键是,要让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而非一味地进行政治控制。他对“constitution”的解释就饱含着对民众政治智慧的期许,这一概念的涵义指的是人民通过自由地参与政治,在公共领域中就政治体制应该秉持的基本原则达成的共识,这些共识是稳定的,这是一部“看不见的宪法”,这才具有“根本性”的性质。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ZD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美]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廉、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9页。


②④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第12页;第6页。

③[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⑥ 陈兼等“译者导言’,[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35页;陈兼等《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⑦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⑧ [美]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114页。

(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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